辛亥年後，大英博物館收進大量東方文物，需要招一個年輕助理，整理中日繪畫。韋利（Arthur Waley)1913年從劍橋畢業，考上此職。他得到這份工作，卻不懂任何東方語言，隻好立馬自學中文日文，不久就成為西方20世紀翻譯中日詩歌的聖手。他的優美而流暢的自由詩譯文，影響遠超出東方文學圈子外。
韋利當時住戈登廣場旁邊的恩茲裏街。每天騎自行車穿越布魯姆斯伯裏上下班，看到這批人物熙熙攘攘進出。其中幾個，是他在劍橋國王學院的先後同學。他被邀請參加布魯姆斯伯裏的聚會，大半原因是因為當時中國詩是個時髦題目。但是韋利卻是一個拘謹的人，與布魯姆斯伯裏那些意氣飛揚的才子才女不容易談到一起。那對姐妹花很快就不再邀請韋利。
1916年，他完成第一本譯詩《中國詩一百首》，用的是自由詩，譯風新穎，沒有出版商肯接受。韋利的劍橋同學弗賴資助，幫他印了100本。韋利給斯特拉奇一本，受到一頓無情的嘲笑；韋利寄給龐德一本，結果龐德與這位無名小助理成為好友，還拉上另一位無名小詩人艾略特，三人每星期在倫敦索和區喝一次咖啡。
現在研究布魯姆斯伯裏集團的文學史家，往往把韋利算在裏麵，可能是想顯示這批知識精英的眼界開闊。其實韋利津津有味的談題，往往是《史說新語》中的某種茶，或是敦煌手卷某歌謠提到的農具，在英國沙龍裏，這些事當然不能群起響應。我在伯克利加州大學的導師白之先生，讀過韋利的講習班。鄙人也可以高攀為布魯姆斯伯裏的隔代弟子。
韋利的生性，連做教師都不適合。他是東方學院的“名譽講席”（Honorary Lecturer),隻給研究生和教師開講習班。但是這些講習班經常冷場，因為參加者不知道提什麼問題，才不至於浪費大學者的時間，而大學者也不知道學生想了解什麼。的確韋利隻適合與大英博物館的收藏終生相守——他實際上是個書齋學者。
而布魯姆斯伯裏的人物，大都拒絕做書呆子。我們可以說他們是現代知識分子的典型：在各自的專業上是權威，但是高談闊論的卻是與本行不太沾邊的任何“大題目”。賽以德說真正知識分子應當是“業餘”的。這些布魯姆斯伯裏人物，聚談終夜言不及義，是最好樣的知識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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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布魯姆斯伯裏核心成員是誰，有個簡單判別法：範奈莎的孩子們，經常用昵稱的人，就是母親的最好朋友，就像中國的高幹子弟說到一些老革命，驕傲地直稱阿姨伯伯，把平民出生的人唬得一愣。隻是範奈莎的孩子們並不在外麵張揚，在日記與私人信件中如此稱呼而已。範奈莎的大兒子朱利安的信件裏，我們讀到這樣一些不加注弄不明白的名字：伯梯（哲學家伯特蘭德·羅素），裏頓（傳記作家裏頓·斯特拉奇），戈爾狄（政治學家高爾斯密斯·婁易斯·狄金森），梅納德（經濟學家梅納德·凱恩斯），摩根（小說家E·M·福斯特），羅傑（美學家羅傑·弗賴），湯姆（詩人T·S·艾略特），鄧肯（畫家鄧肯·格朗特），巴尼（小說家加尼特）等等。
這些一次大戰前後的英國文化精英，怎麼會眾星捧月式地彙集到斯蒂芬姐妹兩人身邊？後來的文化史家發現了一個簡單而殘酷的秘密：當時英國正規大學不招女學生。兩姐妹早年決定分工：一畫一文：範奈莎上女子學校學繪畫，而弗吉尼亞自己練文筆。大哥索比在1906年旅遊希臘時患上傷寒早殤，給了這兩姐妹出頭的機會。
布魯姆斯伯裏這些人，原來都是索比在劍橋的同學：戈登廣場，從劍橋回倫敦的國王十字火車站步行可到。因此周末假期，自然而然到這個沒有長輩的年輕人之家來聚會。這批劍橋高材生，在中產階級出生的兩姐妹眼中，個個怪怪的，“不修邊幅，貌不驚人”，但是都喜歡神侃到深夜，談的又是最抽象的題目，讓這兩個既有頭腦又美貌驚人的兩姐妹嚐到精神美味。索比不幸去世，她們原以為這樣高朋滿座的聚會就此告終，不料這些男青年來得更勤，有的人公開追求，有的人隻是喜歡與兩姐妹為伍，幹脆就搬到戈登廣場比鄰而居。如果長兄索比健在，這個家就有家長，下麵的故事就兩樣。小弟安德連職業是心理病醫生，不太喜歡與文人為伍，也不太“關心”兩個姐姐的圈子。
今天人們對布魯姆斯伯裏集團的興趣持久不衰，相當大原因也來自索比之死的後果：有了這著名的兩姐妹，周圍一批奇特的男女名人，報上就“醜聞”不斷。他們似乎並不在乎，或是有意用他們的私人方式，擊破維多利亞時代的偏執，傲慢，與道德虛偽。從布魯姆斯伯裏之後，至少英國知識界的審美趣味與道德寬容程度，為此一變。
奇怪的是，大半個世紀過去，“醜聞”至今尚無窮盡——不斷有新資料出現。弗吉尼亞·伍爾夫作為這個集團最銳利的一支筆，對這些事有多篇回憶。在當事人遠未作古前，她的描寫相當大膽：早在1907年弗吉尼亞寫了《往事二三》（Reminiscences）口氣是給尚未出世的外甥朱利安寫信；1922年寫的《布魯姆斯伯裏舊事》(OldBloomsbury)，描述了這些聲望正如日中天人物的奇行怪僻；1940年的《憶舊》（ASketchofthePast)，或許是覺得她的大限已到，描述更為坦誠；倫納德·伍爾夫在80高齡時作的《自傳》五大卷（60年代陸續出版），未免書呆子氣太濃。範奈莎的長子朱利安生前就說，如果他活到年齡，就會編一本《布魯姆斯伯裏醜聞集》；這件事隻能由他的弟弟昆丁(Quentin Bell)來做：1970年的《布魯姆斯伯裏》，1972年的得獎之作《伍爾夫傳》，爆出了長輩生活中的許多內幕。早已過90的昆丁·貝爾教授，一直是布魯姆斯伯裏曆史的當然權威。
哪怕以醜聞自豪的兒輩，也難免為長者諱。於是出現了一批專門攻擊布魯姆斯伯裏的書——這也自然，因為布魯姆斯伯裏這批自大狂，臧丕當時人物，一向尖刻不留情。刻薄話一向是文人聚會的佐料，處處樹敵就是必然的事。但是當範奈莎的小女兒，當年人見人愛的大美女，現在的牢騷老婦安傑莉卡（Angelica Garnet)，1984年寫出自傳《好意誤我》（Deceived with Kindness)，對當年長輩的生活方式攻擊不遺餘力，這才真正讓人大開眼界。
在近年出版的弗吉尼亞與範奈莎厚厚的書信全集中，所有這些“反麵”的攻擊，看來並非事出無因。生活苦多於樂，與世人無異。他們比《世說新語》中人物更豐滿，更鮮活有趣，正是因為他們實際上都是相當脆弱的人。說不盡的布魯姆斯伯裏，因為他們自己說不盡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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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奈莎與弗吉尼亞這一對才高八鬥的姐妹花，布魯姆斯伯裏的真正核心。她們的長相非常相似，從少女到中年，照片若沒有說明，很難分清。
但是這兩姐妹性格甚至體格完全相反：弗吉尼亞過於敏感，性格脆弱，健康不佳，常常憂鬱症發作，落到瘋狂的邊緣，多次自殺未遂；而範奈莎則是雍容大度，性感開朗，容光煥發，曆經生活打擊，而依然堅強。
1932年斯特萊奇去世；1934年弗賴心髒病猝發，愛子朱利安1937年在西班牙內戰陣亡，從此布魯姆斯伯裏人物凋零，指天說地的聚談不再。但是隻要範奈莎家安在哪裏，哪裏就依然是布魯姆斯伯裏的“所在地”。早在20年代弗吉尼亞就發現，即使她住在倫敦，範奈莎不在，布魯姆斯伯裏也就不存在。一旦姐姐回來，布魯姆斯伯裏馬上舊戲新演。甚至到今日，範奈莎去世前住的查爾斯農莊，依然是布魯姆斯伯裏的主要紀念館，那裏滿牆壁畫，幾乎沒有未裝飾的空處。
弗吉尼亞很明白，她對付這個世界，能力遠遠不如姐姐，她感歎姐姐擁有“一打生命”。範奈莎與克萊夫的婚姻，生了兩個兒子後，就名存實亡。在她懷孕和生育期間，丈夫與小姨子弗吉尼亞越來越親密（雖然兩人是否有染，從無定論），這種事情本來足以破壞任何親情關係，她們的婚姻卻一直維持到死神來到。登徒子克萊夫·貝爾，大部分時間住在這個那個情人處，有時回來看望妻子孩子，還把情婦帶來“讓家人品評”。
1912年後美學家弗賴成為範奈莎的情人，但是兩年後範奈莎拋開他，愛上比她小六歲的畫家格朗特。格朗特雖是同性戀，卻與範奈莎終身相守。範奈莎在家裏安排了專門給丈夫克萊夫·貝爾保留的臥室，書房，單用的衛生間，也給格朗特的男友如凱恩斯、加尼特等準備了單獨的房間。而範奈莎與前情人弗賴，依然極為親密友善，多年書信頻頻，兩人一起發起了立誌改造英國工藝美術的“俄米加工場”（Omega Worksh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