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許有人會說，這是範奈莎善於做戲，克製自己過分，以致真假不分。或許範奈莎很早明白性愛之不可靠，妹妹與丈夫的調情可能給了她最清楚不過的啟示，所以她情願找個男同性戀作終身伴侶，這樣他們之間的依戀，就是純粹的感情。但是讀到1993年出版的範奈莎書信集，在沒有必要作假的場合（範奈莎不可能想到這些信會最終出版），她的語調，依然充滿對生活的樂趣。或許正是範奈莎這種奇特的生活方式：似乎與周圍每個人和睦相處，卻從來不依賴某個人的性愛。她幾乎是單槍匹馬養育了兩個兒子一個女兒。
讀一下兩姐妹的日記信件，明顯可以發現弗吉尼亞·伍爾夫說到自己家裏人時，都是酸話連篇；說到其他人，語調之尖刻，例如抓住每次機會攻擊當時呼聲挺高的女作家曼殊菲爾，讀來幾乎令人難堪。她本來才高氣傲，要她長期佩服什麼人，也難。但是這種心情對她本人恐怕為害更甚。
弗吉尼亞知道自己的性格遠遠不如姐姐，她的同性戀傾向，使她經常處於感情危機之中。在生活上，依賴脾氣溫順的丈夫，多次精神崩潰，都是靠倫納德的耐心，漸漸恢複。對比範奈莎的生活上“成功”，文學名聲是上帝對她的補償。果然，範奈莎在美術上的成就，遠遠不如弗吉尼亞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到今日，布魯姆斯伯裏之所以依然是個文化史大題目，與弗吉尼亞·伍爾夫的文學成就，以及她的女權主義先行者的覺悟，很有關係。但在當時，如果沒有範奈莎為人的魅力和堅毅性格，布魯姆斯伯裏恐怕難以存在。
布魯姆斯伯裏人物對性事和友誼的非凡態度，本來似乎可以代代相傳，結果在後輩身上一個個失敗：朱利安在中國的浪漫情，卷進的複雜情緒旋渦把自己都搞糊塗了；安傑莉卡嫁給了格朗特的男情人加涅特，後來發現自己的生父竟然是格朗特，她的婚姻幾乎是亂倫，大為恚怒，離婚後一蹶不振。這不奇怪，因為他們都沒有範奈莎的氣度。如果沒有範奈莎，如果範奈莎也像弗吉尼亞那麼脆弱，甚至像平常人那樣七情六欲擺不平，那麼人們豔稱的“布魯姆斯伯裏做派”，隻是幾個狂悖男人的妄想。
範奈莎本人的畫風，明顯受後印象主義影響。馬梯斯幾度參加布魯姆斯伯裏聚會。可惜，布魯姆斯伯裏的高談闊論，外國人很難跟上。因此，這一派人物雖然一向反對民族主義，卻沒有外國成員。
7
20世紀初中國文化人留學英國，作為學生，與當時英國文化精英的接觸很有限。徐誌摩卻是一個例外：這位二十多歲的學生，在無論哪國的名流麵前，從無自卑感。因此我在英國翻閱舊籍，不可免經常遇到徐誌摩的影子。徐誌摩與韋利討論過中國詩的翻譯，也與弗賴討論過青銅藝術，弗賴送給徐誌摩一幅自己的畫。徐誌摩在1931年那次致命的南行前，把日記文件托交淩叔華保管，同時把弗賴這幅畫轉送給淩叔華。1946年淩叔華到英國，見到範奈莎，給她看這幅畫。範奈莎一看故人之作，輾轉反複又回舊土，不竟觸景生情。後來荷加斯出版社出版了淩叔華的英文小說《古韻》（Ancient Melodies)。
弗賴是布魯姆斯伯裏諸人中，對中國文物最感興趣的人。他是畫家，但更是美學家。弗賴是範奈莎的一度情人終身師友，在布魯姆斯伯裏的形成上也是個關鍵人物：羅素、狄金森等劍橋“前輩”，就是經由弗賴進入布魯姆斯伯裏的圈子。他努力推崇的，除了法國後印象主義，就是中國的青銅藝術了。他參與大英博物館東方部主持的中國藝術研究項目，他的論文，是西方討論中國青銅藝術最早的文字。1934年弗賴去世前，在母校劍橋講授美術史，中國青銅器是他熱衷的題目，備課時間遠遠超出教課需要。他說：“真希望能把整個學期全部用來講中國藝術，我心中對周代青銅器有宗教般的敬畏：鑄匠與他的妻子，在關鍵時刻，會不惜雙雙跳進熔爐，取得完美的陰陽配合。”
現在我還沒有判別清楚的是：徐誌摩與布魯姆斯伯裏人物的相知程度，是否已經能算圈裏人。這個題目，似乎不值得深究，但是在英國文化史上，算不算一個Bloomsburian，出入大矣。
徐誌摩認為美國文化人太淺薄，從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轉到英國，他希望到劍橋師從羅素學哲學。不巧羅素剛與劍橋校方鬧翻，徐誌摩就在倫敦經濟學院就讀。另一說是他與金嶽霖、張奚若在紐約聽到拉斯基演講，大為傾倒，三人聯袂來英，學習英國的社會主義政治理論。當時英國自由主義者大量轉入工黨，費邊社會主義正時興當令，而布魯姆斯伯裏的政治立場，一直接近費邊社會主義。弗吉尼亞·伍爾夫1928年日記中發牢騷說，倫納德身邊老有中國學生（她沒有記下名字），求教合作社運動之類的課題。這批倫敦經濟學院的中國學生，到中國卻成為思想頗為簡單的西化派。英國的左翼激進立場，到中國，就很可能成為保守主義者，看來這是一個難以逃脫的怪圈。
在倫敦如魚得水的徐誌摩，1921年終於因失戀加離婚而頹唐。他又生出劍橋求學夢，當時狄金森已從劍橋國王學院院長退休，但是說話尚管用，就讓徐誌摩到劍橋做旁聽生。狄金森是個有名的“愛中國者”，在家中穿一身不知哪裏弄來的品戴花翎滿清官服。對中國學生，幾乎有求必應。華東師大陳子善教授考證發現，徐誌摩有題詩贈狄金森。
此後，布魯姆斯伯裏與中國的關係，轉到中國：布魯姆斯伯裏的第一個後代，範奈莎的長子朱利安·貝爾，1935年秋天應聘到武漢大學做英國文學教授。政治學家姨父倫納德支持他的選擇，說是中國將是未來國際政治變動的中軸。安傑莉卡在自傳中說：她哥哥臨行時，倫敦要為他餞行的長輩同輩男女朋友多得顧不過來，隻能“像魔術家似的掂量給每個人多少時間”。到中國，是去“最外國的外國”。但是到武漢不久，朱利安就熱戀上比他大八歲的淩叔華。在朱利安的布魯姆斯伯裏式道德觀看來，愛情就是愛情，因為有夫之婦就不敢愛，反而是道德上的懦弱。虹影有長篇小說《K》，真事隱去，假語村言，借了一些背景，轉寫成性別研究（Gender Studies)上的一個複雜個案：中西情愛觀與責任觀之間的戲劇性衝突。
可能因為淩叔華談徐誌摩談得過多，朱利安好奇，或許不無妒忌，就寫信給弗賴的遺孀，要求她找出徐誌摩給弗賴的一些英文信寄給他看。果然信從萬裏之外寄到武漢。他讀了說：“不過爾爾！”這倒是英美文人至今不改的傲慢本色。
朱利安在愛情上左右支拙，焦頭爛額，就約了他班上的得意門生葉君健，一起沿著紅軍第四方麵軍的長征路徑走入四川，試圖重新做他的中國革命之夢——朱利安激賞馬爾羅的《人境》(La Condition Humaine)，大有誤讀，以為西方人真的在中國革命中扮演重要角色。但是他的確麵臨一個兩難之境：法西斯主義的猖獗，使他覺得不能再固守老一輩的反戰立場，而布魯姆斯伯裏的自由精神，使他依然不能忍受情緒化的愛國主義。因此，他隻能到國外參加反法西斯戰爭。後來他果然如願以生命酬理想。
葉君健在1944年受命到英國任“鼓動員”(Agitator)。這個職務名稱雖奇怪，任務倒也清楚。朱利安已經不在，弗吉尼亞去世，布魯姆斯伯裏不再聚會，這個團體也就不再存在。但是朱利安的這些長輩友人，還是給了他不少幫助。
另一個得到布魯姆斯伯裏幫助的是作為大公報記者來英的蕭乾。蕭乾忙中偷閑，在劍橋讀研究生，寫《英國心理派小說》論文，當時弗吉尼亞剛自沉去世不久，倫納德讓蕭乾來家中閱讀弗吉尼亞的手稿和日記——可能蕭乾是全世界第一個讀到伍爾夫信件日記的人。這些珍貴材料，與布魯姆斯伯裏主要人物的信件日記，一直藏於劍橋檔案庫，80年代後陸續整理出版麵世，依然還有很多寶藏，例如朱利安在中國時與範奈莎親密的通信，等著好事者去發掘。
不過中國人與布魯姆斯伯裏的姻緣，還會與布魯姆斯伯裏神話一起延續下去。在查爾斯頓紀念館，我們時而看到中國麵孔，但是卻看到不少中國工藝品。我們不知道是中國文化人來英酬酢的贈禮，還是朱利安從中國寄回給母親的工藝品。但是我們見到的肯定不是全部，例如朱利安作為“東方馬梯斯”寄給母親的齊白石作品，就不知去向。
在歐洲，房子比人長久。天天走進布魯姆斯伯裏中心上班，仿佛可以隨時走進戈登廣場，與鬼魂碰杯。前年退特畫廊，去年耶魯大學，舉行布魯姆斯伯裏回顧展，做主題演講者，竟然是英國美術史家朱利安·貝爾。我眼睛一陣迷糊，才想通：此人必是昆丁50年代初生的兒子，為了紀念，也為了讓範奈莎老太太高興，才取了這個名字。
下一個念頭，使我悚然：六代人或已出生，三代人已經老死，就在我談鄰居奇人趣事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