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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歌手艾爾頓·約翰（Elton John），矮矮墩墩，戴一副黑框眼鏡，長得活脫是個保險公司推銷員。此人在戴安娜王妃葬禮上唱一曲《風中的蠟燭》，據說現在成了風行的安魂曲。也就是說，如果你死前不挑不揀，在進入熊熊烈火時，就有此曲伴行。由此想見這位先生版稅之高：火葬場想來不使用盜版。
且說這位艾爾頓·約翰先生錢自奉不菲，他每個月花在買鮮花上的錢就是3萬英鎊（接近40萬人民幣）。報道一出，輿論“大嘩”，老百姓一片讚美。都說約翰先生真是好人，3萬英鎊，至少保證了30個花農賣花姑娘插花師傅的月收入（英國藍領平均月收入1000多英鎊）。花猶如此，艾爾頓·約翰其他開銷，就不用說了。“不像那些財迷，都拿去買股儲蓄生息，對社會沒有貢獻。”
若幹年前，我在報紙上看到這段“大眾評說”，很吃了一驚。覺得英國老百姓太糊塗，艾爾頓·約翰應當打屁股。
須知，那時候，杜維明等預言，享樂主義的西歐日薄西山，克勤克儉的東亞儒家文明，更符合韋伯說的資本主義清教精神，因此，21世紀是東亞世紀。當時統計，日本人儲蓄率是40％，而英國人僅僅4％。連剛訪問東亞回來的英國首相，都教訓英國工人階級：不要老是罷工要求漲工資，不要狠命要求立法規定最低工資線，好好學東亞人的勤勉，省下每分錢存進銀行，東亞經濟奇跡，靠每個人貢獻。
時到今日，我更相信21世紀是中國世紀，理由卻與杜維明的新儒家之說恰好相反。千年走到底，我們發現英國“糊塗百姓”，原來是對的：市場是否繁榮，是否“客隆”，是經濟最重要因素，首先要有人願買，才有人生產，有人開店。“外需”最好，“內需”也不錯。這個世界，現在靠消費需求運轉，沒有訂單，任何公司，任何大學，一律完蛋。消費者信心，市場需求，成為“經濟健康”的最重要指標。
既然如此，擁有世界最大消費“潛增長力”的東亞，當然是世界的未來。專家預言：今後20年全世界新增的消費力，一半在中國。
在早期現代，人是生產者，經濟主要是生產，社會是個大工廠，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人們分成剝削受剝削兩大階級。
而晚期現代社會，人是消費者，社會是商品如山的大市場，文化是色彩似海的廣告板，人生勞作賺錢，購買有用無用之物，讓別人賺到錢，來買你的有用無用之貨：社會分成大小消費集團。
因此，如何挑選商品，這個好像是讓智弱者回答的問題，現在成為根本的根本，替代了一切製度問題，哲學問題，人生意義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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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挑選豈是容易？
我們先來說說挑選的基本問題：裝修一套房子，就鋪地一項，我必須在各色地板地毯之中選擇其一，就牆麵一項，我必須在各色塗料牆紙瓷磚等選擇其一，就窗簾，沙發，門戶……都必須擇一。而在我選定之後，候選卻沒入選的項目，就隱入幕後，而在選定之前隻存在於我心中的搭配，現出其組合效果。
所以，我的選擇受整體組合的影響，而整體組合又是分項選擇的結果，兩者互相依賴：選擇投影為組合，組合為選擇的根據。我挑選每一項，必須想象它們將組合成一個什麼樣的套房。如果我沒有這樣一個總體構思在胸，最後裝修好的房子將是非中非西，非驢非馬，不三不四，毫無章法。
房子裝修中大部分是符號，就符號而言，組合成的意義，遠比物件本身重要。因此，如果裝修不得法，裝好的房子，價值還不如沒有裝的房子，潛在買主可能全部拆掉重裝。
顯然，如果沒有什麼可挑選，如何組合就隻是習俗。一旦選擇範圍很大，成為“寬幅”，對組合的要求相應就很高，不然就無法挑選。
這就是消費文化的一個基本矛盾：消費社會要求我們各自挑選，這個文化急劇地擴大：市場向全世界鋪展，同時吸納全世界的產品，就像水果魚類，全世界的物種都成為選擇對象。作為挑選的主體，我們心裏卻沒有足夠的“想法”，或“道理”，隨著社會習俗的瓦解，隨著意識形態的終結，我們沒有自己的想法，我們甚至不再堅持一種想法。因此，這個文化越來越成為“單軸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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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稱這個時代為“晚期現代”，而不用“後現代”這個時髦詞。
“晚期現代性”（Late Modernity）是很多文化學者，從90年代初就開始使用的術語。此後一段時期，“後現代”之說甚囂塵上。後現代強調現代性已經過去，目前的“後現代”社會，與現代之間有大斷裂。但是，90年代後期網絡化，數字化，以及經濟政治的全球化浪潮，應當加強“後現代”傾向，斷裂更深寬，“後現代主義”論述的諸種弊病反而更加明顯，各種關於曆史終結的斷言，讓人覺得荒謬。因此，不少文化研究者建議回到“晚期現代性”的討論上來。
也有不少學者用其他術語，例如貝克（Ulrich Beck）稱之為相對於“初始現代性”的“第二現代性”；鮑曼（Zygmunt Bauman）稱之為是相對於“固態現代性”的“液態現代性”，或是相對於“沉重現代性”的“輕巧現代性”。瑟理弗特(Nigel Thrift)稱之“軟件現代性”，相對於“硬件現代性”。這些術語大部分是描述性的。晚期現代性多相多態，單一術語總會有偏向，相對而言，“晚期現代性”是個比較合適的傘形術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