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於“人格陶養”，讓全體公民都不再“唯利是圖”，這根本不是儒家理論：孔子區分“君子”與“小人”，就明白言不及利的價值不可能成為社會公識。杜維明的說教，聽起來像宋明理學家，在往社會基層推行禮教。或許我們是錯讀了杜維明，他隻是想叫已經做了“外王”的企業巨子補一點“內聖”，帶一點儒商風度？
“東亞價值”曾經時興一時，讓不少東西方政治家與知識分子說了好多迷糊話。英國保守黨首相梅傑，就曾經訓誡英國工人，不要一味要求立法確定最低工資線，與每周最長工作時間，而應當學學東亞工人的“工作哲學”；又例如日本首相曾揚言“日本勝過美國，因為美國種族混雜，而日本種族純粹”。單方麵的動力價值觀，哪怕“修身自律”，一味發展下去，恐怕會闖禍，就像20世紀好幾種獨尊一時的單麵價值，越頭頭是道，越闖大禍。
既然“東亞價值觀”，隻是為既成神權——東亞大資本與政治寡頭——製造神話。90年代中期，這個神話結束於一場不大不小的金融危機。如果一場金融危機就能使整套價值觀破滅，這價值產生過程本身就大成問題：它原本隻是為“東亞經濟奇跡”炮製理論根據而已。今天某些學者還在設法重申這套價值，例如宣稱“凡是華人社區，都抗住了金融風暴，必有原因”，好像還沒有另一個杜維明來套一個“新新儒家”理論框子。
價值的建立，並不出於實踐，而是出於實踐的缺如。
我絕對不是說儒家對現代社會沒有用。恰恰相反，儒道佛的三教合一互補，不是西方的各教宗“互相容忍”，很可以作為價值製動的原型。
20世紀的第一代第二代新儒家，一直在朝製動價值方向工作。張君勱的“玄學”論，是中國最早對泛科學主義的批判；梁啟超對歐美文化的批評，雖然是基於對一次大戰後歐洲的觀察，未免片麵，但是不無灼見；此後牟宗三，熊十力，梁漱溟，都努力讓儒學朝佛學靠攏，新儒學漸漸成為產業時代的製動力。我至今不明白的是，為什麼“第三代”新儒家，思考方向完全翻轉，變成單方麵動力價值的辯護士？
一個半世紀以來，東方知識分子總是迷惑於這樣那樣的單麵價值，尤其是當此種價值換上中國外衣之後。我們應當檢討一下，一床國產棉被，就能讓那麼多知識分子眼花，看不到東亞的現代化過程中，一直有一些重要的價值缺失？
其實，後工業時代“新價值”中的許多內容，完全可以從東方產生。而且東方思想的確推動了新價值產生。很多新價值提倡者聲稱他們是在回向東方智慧：對生態主義的西方信徒，道家經典是他們的聖經，道法自然是他們的響亮口號；反對“科技無禁區”的人，一再重提老子關於過分智巧的警告；動物保護主義，與佛教的眾生有靈力戒殺生有顯然的相應；對殘廢人，智弱者的關懷，更是佛教式的悲憫；至於老年人權利，當然與中國傳統一致。
至少，因為本是我們的固有思想，東方人應當對這些新價值並不感到陌生，甚至應當有自然的親和。然而，事實情況好像並非如此：這些新價值又一次在西方形成。而我們又一次被動接受：整個國土快要沙漠化時，我們被迫接受了環保意識；某些中國特有物種將要絕滅，我們才接受了國際化的搶救；活取熊膽，是在國際抗議下才禁止的。
對於新價值的其他諸項：鮮魚活炸，眼開嘴翕，依然是美食家津津樂道的名菜；燙石滾酒讓活蝦表演最後的死亡之舞，是豪華餐館的高尚享受。看來隻是吃喝小事，卻是觀念缺如的標記。
至於限製科技發展，似乎尚在國情之外：中國傳媒和廠商，把任何東西套上“科學”兩字，就能炒得全國人發燒：什麼基因食品，核酸補品，免疫調節，腦白金，納米技術，紛至遝來，前仆後繼，一個騙局揭穿馬上有下一個。北京有個連鎖百貨公司，竟然大名“京客隆”，（可能是為了生意興隆而克隆一番）這個新科技詞，在西方引起的大多是反感或警惕。顯然，現代中國深入人心的泛科學主義，在當代威風未減。
中西許多名家，曾經反複論證，工業社會價值在西方產生是曆史的偶然，中國本來很可能“自行走上現代化道路”。現在西方又一次領先推出後工業社會價值，而且許多是吸收東方文化啟示才形成的，這又如何解釋？
本來這應當是“中學為體”的大好時光，為什麼我們創造的“東亞價值”隻能寄諸遺忘？為什麼我們又一次從西方接過本來屬於我們的觀念？難道我們永遠無法理解現代文化的一個基本機製？那就是：一套單麵價值，無法推出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