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本是我們的固有文化價值，現在卻東風轉西風。
我指的是“新價值”，近30年，在全球範圍內，人們漸漸認同的一套價值觀。例如女性主義，環境保護意識，動物保護意識，少數民族權利，多元文化，反無限製科技等等。
這些價值看起來是一個個單獨冒出來的，沒有共同源頭，不形成體係，無法傘以一個“主義”。但是現在我們可以看出，它們形成後工業時代一套係統的新價值觀，而且都是“製動價值”。
18世紀西方工業化時代，開始形成兩套互相環扣的價值觀：一套促進產業的數量化發展，例如為起點公平而設的自由競爭，人生而平等，例如所謂浮士德精神：個人主義，適者生存，全球帝國利益；另一套對產業的數量化發展起製動作用，例如為終點公平而產生的勞工權利，社會保障體係，例如為分散權力而產生的民主代議，民族主義。
兩套價值看來是針鋒相對，一右一左，互為死敵。實際上兩者相輔相成：一邊是動力，一邊是製動。正由於互相製約，沒有一套價值能夠貫徹始終。資本樂見起點公平，勞工樂見終點公平，兩者都不可能順心遂願；權力集中與權力分散，不會有一個皆大歡喜的形式；霸權國與受製國之間的抗爭，既不會對抗到乙方徹底失敗，也不會妥協到雙方擁抱言歡。有權者與無權者，有錢者與無錢者，沒有共同語言，卻並非永遠沒有共同利益：任何一方過分得勢，都會使社會在單向壓力下畸形，一方勝利，意味著同歸於盡。
盡管每套價值的擁護者，認為是在為唯一的正義而戰，對立的那套價值卻一樣有無數敢於犧牲的勇士。曆史的舞台，需要燃燒著仇恨的鬥士，意識的曆史卻並不是曆史的意識。
許多人認為現代化是上述第一套價值成功的曆史，冷戰結束與自由資本主義的全麵勝利。我認為，冷戰結束標誌舊的對立結束，新的抗衡開始：傳統的社會主義，讓位於新的價值對峙。
任何現代化要成功，必須有上述兩套價值協力：沒有製動，動力價值就會無限擴脹，像沒有刹車的汽車，隻能加速，直到翻崖墜毀；亂踩刹車，也一樣會翻車，或幹脆走不動。現代社會像個活動亢進的孩子，闖了不少大禍，尤其在20世紀，鬧得人心驚肉跳。但畢竟存活過來，能活到現在這年齡，世界竟然沒有毀滅，我們不得不感謝兩套價值的互相牽製。
最近30年，世界起了很大變化，進入了所謂後工業時代，經濟發展越來越取跨國公司形式，知識工業產值超出製造業。細察一下，可以發現根本的動力價值，基本沒有大變動，製動價值，卻變化很大。雖然要求重點平等階級與民族，依然是起製動作用的利益集合，但出現了一些新的“弱者群體利益”：女性權利，少數民族權利，同性戀權利，老年人權利，殘廢人權利。此外還出現了人本之外的“概念集合”：生態意識，動物權利，反無限製科技等等。
這篇短短的文字，無法深入討論這些新價值。就社會作用而言，它們是對既成體製的文化批判。幸虧這套價值，用語常常“矯枉過正”，行為往往過分激烈，因此明顯是作為平衡力量存在，似乎沒有在任何一國政治中獨占稱霸。“政治正確主義”一旦無限製使用，也會泛濫成災。至多在大學校園風風火火，讓“政治不正確”的教授日子難過。
這篇文章要問的問題，是為什麼這些新價值，與“傳統”製動價值一樣，從西方傳向東方，而沒有在東方產生。
光說這些新價值與後工業社會相應，不能回答問題，因為東亞相當多國家，已經或正在進入後工業時代，而且在部分接收這些新價值。而且這些新觀念，一個大特點，就是價值全球化：其中一部分，如生態意識，動物權利，反無限製科技，不可能在民族國家範圍內取得成效，必須全球行動。所有這些新價值，都是給全球化經濟踩刹車。既然動力價值——例如跨國公司——沒有放過中國，為了不引起價值失衡之災，中國也就得考慮吸納這些製動價值的必要。
為什麼，為什麼新價值觀依然從歐洲來？
不能說東方沒有試圖推出新價值。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東方企業精神”，曾聲震一時。英國人MacFarquhar首先提出東方產生了“21世紀主導價值”。後來居上的杜維明，把東亞價值係統化成“新儒家理論”，並且坦然聲明，這就是“亞洲工業地區的新興經濟倫理，東亞企業巨子所代表的價值取向”。
在《儒家意識的自我反思》一書中，杜維明列舉新儒家/東亞價值觀之牟牟大者：
1.忠於職守的集體合作；
2.要求政府的協助指導（在138頁，他承認“就是政治控製”）；
3.反對唯利是圖，注意節約修身自律之類的人格陶養。
杜維明聲稱這些與西方的“謀利動機，市場競爭，征服自然，優勝劣敗和個人主義資本主義精神有顯著不同”。看起來這是對工業時代的價值觀的修正，但明顯不是從製動方向進行的修整，而是加強動力方麵。好像東亞的成功，就在於東亞資本不像西方必須與製動利益對抗，而是可以漠視社會正義與福利保障：既不需要照應勞工利益（因為他們都“忠於職守”），又不用害怕民主分權（因為“政府協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