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至今為止，討論關於中國的書評，我覺得真知灼見不多，這是遺憾，記於此。
如此強大的陣容，稿費卻從低。一百年來，《泰晤士報文學增刊》維持在千字稿費相當於今日的一百英鎊，折算成人民幣大致是一千中文字500人民幣。在英國，許多報刊的書評遠遠超過這個稿酬。但是，為該刊寫稿，每個知識分子都視為一種榮幸，盡心盡力，慎而又慎。如果想到1974年前，如此低稿酬，還不能署名，就不得不欽佩該刊引發知識分子敬業精神的力量了。
評家雖多，意見紛雜，《泰晤士報文學增刊》書評依然能保持共同特色。第一條是標榜“常識”，重（寫作）實踐，反對過分理論化。該刊上很少見到“應用”什麼理論來寫書評，甚至很少評論排山倒海從出版社湧出的文學理論書籍。這些作者，認為時髦理論，多半是給少識見少文筆的教授提供飯碗，給大學生寫作業提供現成公式。《泰晤士報文學增刊》並非回避理論，但是情願直接評論福柯，海德格爾，德勒茲，或任何新學科（例如網絡文化），而不去評論套用之套用。現任主編蒙特宣稱他不怕被罵為“粗劣的盎格魯－薩克森經驗主義”。“我們認罪，興高采烈地認罪。”因為好書評隻有三點內容：“此書寫什麼；是否寫成了；最後，評者可以說說，本應當還寫什麼。”
第二條是標榜“費厄潑賴”。英國每年出書近10萬種，假定一半是新出。而《泰晤士報文學增刊》每期長短文章，能評50本書，一年不過2500本。20本新書，隻有1本可望得到該刊評論。因此，評什麼不評什麼，就是一個重要選擇，主編主要把關在於此，餘下的問題，是讓編輯部的10個工作人員，每周找到幾名真正的專家。
當然該刊是有意識形態傾向的。英國知識界一般公認《泰晤士報文學增刊》為中間偏右，《倫敦書評》為中左。但是，我在該刊的書評作者中經常看到一些著名左翼知識分子的名字。能夠做到不排拒就算是公正的，畢竟，英國知識界還沒有分裂成勢不兩立的兩大派。
這樣一家評論權威，當然逃不了成為好靶子，招來對手攻擊。最嚴重的批評，是“漏評”。很少有人指責“錯評”。對於這樣一家經常說狠話的刊物，這是一個奇怪的事。可能這是因為讀書者已經習慣聽到不同意見，聽到不相稱的好話，反而會警惕。費厄潑賴的最重要結果，是贏得知識界的信任。“想要每書讀，無法讀每書”，於是我們在書評中找讀什麼的引導，也尋找每書讀的替代。
《泰晤士報文學增刊》的書評，不是向讀者介紹圖書，而是“評者對作者說話”，也就是說，是文化圈子的內部對話，圈外人愛看不看無所謂。因此，該刊從來不登任何暢銷書榜，不參與任何促銷活動。
這種“不理睬大眾”的做法，我個人認為是必要的。原因很簡單：有無數刊物在狠追讀者（默多克旗下的英國“小開張報”《太陽報》每天銷行350萬份，是該刊的100倍），總得有幾家刊物做法不同，不然是否太單調了？這個“後現代文化”，有四個毛病（且不說無數好處）：即時享受，亂跟潮流，圖像消費，數量崇拜。《泰晤士報文學增刊》反其道而行之：細賞慢品，保持傳統，敬惜文字，尋找質量。老派？或許是。但是難道一個自尊的文化，不需要保留幾處言之有物的地方？
100年紀念專號，也編得奇怪：沒有政界商界賀詞，隻有兩篇回憶紀念，而實之以30名全套重量級人物的書評：斯坦納（George Steiner）評海德格爾“四大高足”，艾米斯評《1917俄國紀實》，朱利安·貝爾（30年代武漢大學那位著名“英國情人”的同名侄子）評古畫色彩。如此百年紀念，寵辱不驚，我行我素，極有《泰晤士報文學增刊》風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