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〇年七月二十日，我們做出買地建房的決定。在銀行的支持配合下，於八月底完成了所有的交易文件。
九月份，我們與總承包商簽訂了蓋房協議，總承包商信誓旦旦地保證將於二〇〇一年二月十五日完工，把房子交付使用，並互相簽訂了一份提前獎勵、延誤罰款的君子協定。
美國蓋房也有一套規矩，因為牽涉太多利益，房東後麵有銀行，銀行有雇用的檢査管理公司為銀行負責放款和監督工程進展及工程質量，而總承包商後麵是一大批專業公司，比如水泥公司、木材公司、挖土公司、玻璃公司、鋼鐵公司、房頂公司、電力公司，等等，按時間順序各就各位，說穿了，這總承包商不過是一個總調度師，自己並不做任何實際的工作。政府部門也相應有專業人才審査圖紙、材料及工程質量，整體圖紙批準之後，還要審批分階段施工圖，批準的工作完工檢查合格後才能開展下一步的工作，如不合格就得重來。
對於總承包商承諾的交工日期，銀行根本不相信，要求總承包商必須將詳細預算與施工計劃提供給我們與銀行。銀行的朋友再三給我講，必須有延期交工的思想準備，幾乎可以肯定地說，無論如何也不可能於二月十五日交工，但總承包商還是斬釘截鐵地赫一天也不會拖延。
合同已簽，頭款也撥到了銀行賬上，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事已至此，我們也就隻得硬著頭皮往前衝了。
工程一開工就漏洞百出，沒兩天就陷人了癱瘓狀態，整個工地死氣沉沉，一點也沒有要重新開工的跡象。我們從總承包商的工作人員口中得知，因美國建築業低迷，該總承包商眼看撐不下去了，抓住我們這個工程就當了救命稻草，工程一旦交給他，就由不得我們了。
時間飛快地流人十月份，工地仍然毫無動靜，在一向講究效率的美國，我們也遇到了拖遝的“胡子”工程，實在是急死人了。我們像催命一樣催總承包商開工，總承包商卻總是找出各種理由百般推倭，到後來他一聽是我們的電話，幹脆不接了，實是氣煞人也！
到了十月中旬，一大片工地上，謝天謝地，總算有三個工人在幹活了。推土機將地表挖開以後，最上邊的瀝青水泥地皮必須送到內華達州的掩埋場地進行處理，每一車的運費和掩埋費相當可觀，不過這筆開銷都有預算問題還不大。但本公司所在城市，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曾是美國進行越戰的油料基地，許多地方原來是油庫，當時技術不過關，很多地方發生漏柴油、汽油的現象，更可怕的是地下漏機油，因為美國為注重環保造福後代，製定了非常嚴格的地下汙染控製指標，不管誰購買土地進行開發，地下邊不僅是挖地三尺而是挖地三米了。
既然我們誤打誤撞到這片“太歲爺頭上動土”，隻得求天求地保佑我們千萬不要挖到機油，否則損失有多慘重就不可估量了。
在提心吊膽誠惶誠恐中，地基總算打到了近三米處，這時緊繃的心才稍稍有些放鬆，因為過了三米就將解除“警報”。在挖地快到三米時，這天下午，我和老弟正在商量挖好地基後如何催總承包商盡快打地基，突然見到總承包商氣急敗壞地衝進辦公室來，我心不禁“咯瞪”一下：這先生平時要找他時怎麼找也找不到，今天竟主動送上門來，有道是“無事不登三寶殿”，莫非是工地出問題了？我和老弟緊張地看著他，還沒來得及發問，隻聽得他聲嘶力竭地嚷嚷道：
“不好了，不好了，剛挖到三米處，發現了大量機油！”
如同被電擊了一下，我腦子“轟”一聲響，望向老弟，他也麵孔煞白，最擔心的事情還是發生了！
真是“屋漏偏遭連夜雨”，這地下漏機油的概率極小，我們成天虔心祈禱，眼看著就要躲過這一劫了，偏偏在最後關頭給我們一個迎頭痛擊，命運實在是和我們開了一個大玩笑！剛剛在心裏燃燒起的一抹希望又被澆滅，心裏的焦躁惱怒實在用語言無法形容。
急匆匆趕到施工現場，一大塊一大塊被機油汙染過的泥土堆得像小山一樣，齜牙咧嘴地向我們發出浄獰的狂笑。老弟狠狠地用腳猛踢這些被汙染過的硬泥巴塊，借以發泄心中的氣憤，我強迫自己冷靜下來，先沿著四周觀察了一下，然後跳進大泥坑裏，讓一名工人用鋼釺向下猛擊，挖出了一個小坑，我讓他繼續往下挖，大約有半米深時終於發現了好土，我心裏有些數了，接著又在四個角及中央照此辦理，都在差不多的位置發現了好土，心中的一塊石頭基本落地，我直起腰來，才發現自己滿身是土，汗流浹背。
跳出三米多深的大坑後，老弟和總承包商正一籌莫展，尤其是總承包商，急得團團轉，因為一般情況下開發商開發一塊土地，當發現有油汙染時，要麼棄工，要麼退回政府，對於總承包商來說，無異於煮熟的鴨子也飛掉，因此總承包商一張臉苦得要滴下水來。我心裏不禁暗自有些好笑平時你“隔岸觀火”，任我們急得雙腳直跳，你都是一副“事不關已高高掛起”的悠閑模樣，這下總算吃到苦頭了吧？事已至此，也隻有同舟共濟，同渡難關，盡量把損失降到最低了。我把下邊的發現告訴了他們：
被石油汙染過的泥土厚度隻有零點八米到一米左右，所以損失是有限的，隻需多付些錢將被汙染的廢料運到內華達州掩埋即可，初步估算需超出預算六萬美金，這筆錢由我們公司來支付。
總承包商聽我提出應對方案後，不禁喜上眉梢！這一來，他可說是有驚無險了！沒想到接下來他又趁機借題發揮，聲稱因為處理機油汙染問題需多耗時間，故需拖延工期。於他而言，“機油事件”反而因禍得福，倒為他延誤工期找到了一個合情合理的原因。說起來他似乎也有道理，我們心中有氣，一時又無法反駁他，但我心裏暗暗有了主意。
第二天一早，我打電話到運送這些垃圾的運輸公司，每車需要多少費用、一天能運幾趟等問題都一一打聽清楚，然後運用我學理工的腦筋及數學知識，不到一個小時就算出隻需三天便可完成所有被汙染的泥土的搬運工作，並能用運回的新土重新填充起來，同時讓挖土公司將工程分為四個部分，先將建築房子部分被汙染的泥土挖出來，堆在外邊的四分之一處，再將另外四分之一處的泥土挖出來，選出未被汙染的好土填充到開挖好的地基處，我利用係統工程的理論加上平行作業的方式，將此事做了較為妥善的安排。
接著，我又跑了兩趟市政府，求得他們的配合，美國的政府機關純屬服務機構，態度非常熱情，再說他們也怕開發商停止工程，因此在不違反規定的情況下竭盡全力配合，千方百計要留住開發商。
萬事俱備以後，我把總承包商和老弟一並招到了工地，將我的計劃及實施方案一並攤出來，並有準確的數字做基礎，加上又與市政府做了有效溝通，老弟與總承包商都愣住了，一夜之間，我仿佛倒成了一個更為專業的總承包商。
這一來，總承包商已沒有任何借口可以推延工期，但他臉上露出了十分為難和尷尬的神色，我看出他的不安，便單刀直入問他究竟有何難處，他支支吾吾半天，最後才吞吞吐吐地說：“……錢……”
現在我們既要付現在倉庫和辦公室的租金，又要付銀行貸款的利息，等於是雙倍的開銷，土地和建築的貸款利息又是最高的，因此經濟壓力非常大，再也拖不起了。而總承包商是利用我們工地等待其他項目，一旦我們工地完工，他又無事可幹，必須等待其他工作，所以是能拖則拖，盡量磨洋工。
我問清情況之後，當場與老弟協商，除了追加六萬美金作為清理被汙染的垃圾及買好土的錢之外，另外再借給總承包商四萬美金作為前期投人及周轉費用，為他掃清一切障礙，使他再無任何理雄延工期。
到了十月底，機油汙染事件順利解決後，工地的進展仍舊十分緩慢，這種老牛拉破車的局麵讓人心急如焚。
形勢逼人，看來僅僅指望總承包商是不行的了，為扭轉這種坐以待斃的被動局麵，將主動權掌握在自己手中，我與老弟商量，他集中精力管理好公司的日常業務，這是我們安身立命的根本，不可有絲毫閃失，我則抽出身來，全力以赴監督工地的工作以及與市政府、總承包商和銀行等相關部門協調，充任“公關先生”的角色。
我成天四處奔走，忙得腳不沾地，幾天下來，本來就不白的我曬得油光黑亮，直可與黑人朋友“媲美”，我們公司員工戲稱我把辦公桌移到了露天廣場。
通過一段時間的接觸，我與工地的工人們建立了友好的關係。他們看我不辭辛苦地一趟趟往市政府跑，在工地又不停地為他們做些服務工作，一點架子都沒有，心中都非常感動，也把我當成了可以交心的朋友，紛紛向我傾倒“苦水”，原來老板經常克扣他們的工資，所以他們便隻有用滯工來加以報複和反抗。
發現了工期拖延的秘密後，我立即與老弟進行了溝通，並征求了銀行的意見。經過理性分析，如果現在另起爐灶，審査、預算、銀行、政府報批等一攤手續重新跑下來，差不多要四個月的時間，所花的費用不知要高出預算多少倍，現實一點的做法還是繼續與現在的總承包商合作，小心地把這盤“剩飯”炒好，既不能夾生了，也不能炒糊，火候的拿捏非常關鍵。
我當仁不讓地再次挑起這個做“烹飪高手”的擔子，連哄帶壓逼得總承包商多派幾個工人到現場施工，我每天不是給工人買汽水飲料，就是中午給他們帶漢堡包。“投之以李，報之以桃”，人貴在以心換心，工人們看在我的麵子上，再也不好意思滯工，對老板有再多的不滿也壓在心裏，拚命地幹活。
身為老板的總承包商整天不見人影兒，我倒成了他一個不要錢的“工頭”，然而作為投資方，若不如此，這拖拖拉拉的“兒子”工程恐怕就要變成“孫子”工程甚而“重孫”工程了。
在我的“苦肉計”之下，整個十一月份的工程進展還算順利，到了十二月初，我因為業務的關係不得不回中國一趟。走之前，我找到工地頭領，千恩萬謝請他務必監督工人們加快工作進度，我去去大陸最多十天左右就回來，並答應給他的弟兄們帶些禮物。然後又找到銀行、檢査公司及市政府相關人員，一一打了招呼，做了安排。
盡管每一個環節都打點到了，我心裏仍然不踏實，唯恐出什麼意外，在一種十分忐忑的情形下，我離開美國去了大陸。
“身在大陸，心係美國”，不是崇洋媚外也不是忘本，實在是對工地放心不下，一顆心隨時都提在嗓子眼兒裏，懸得高高的。
這天半夜，我正睡得迷迷糊糊，一個電話打過來，我聽見老弟火冒三丈地大聲嚷嚷：
“工地工人罷工了！”
“什麼？”我驚得一下從床上坐起來，瞌睡蟲瞬時跑得無影無蹤！日夜擔心的事情終於發生！現在正是施工的關鍵時刻，四邊剛開挖好的地基還沒有灌水泥，一旦下雨，後果不堪設想！這時候罷工，不是要人命嗎！
我強壓住心頭的火氣，告訴老弟要他務必找到總承包商，讓他無論如何先讓工人把水泥灌好，避免下雨弄得一團糟，其他問題等我回去再處理，另外不要插手罷工事件，由總承包商與工人們自己解決，作為投資方，我們不能引火燒身。
最後我再三告誡老弟，不要受罷工事件的影響，一定要抓好公司的正常業務，隻要公司業務運轉良好，就是對工地最強有力的支持。
接下來的幾天，我一邊在國內進行業務洽談，一邊思索著回美國後如何解決工地的問題。不管勞資雙方矛盾如何發展，誰對誰錯，最大的受害者都是我們，這時候我們任何情緒化的舉動可能都會以公司的巨大損失為代價，因此我們隻有在冷靜的情形下，有理、有利、有節、有效地去解決問題。
回到美國已是十二月中，我一下飛機就直奔公司，隨即馬不停蹄地趕往工地，隻見工頭領著幾個人舉著寫有“罷工”的牌子在工地轉圈，一有人車經過就來回走動，沒人的時候就閑話連篇。
我找到工頭，問他罷工的原因，他說一是總承包商已經有三個月沒有發工資了，另外工資的基數太低，要求增加工資。應該說道理基本在工人這一方，而且他們的要求也並不過分。
晚上我請工頭共進晚餐，一方麵對他們的遭遇表示同情和理解，另一方麵也指出他們這樣罷工可能會帶來的惡果，比如說一旦總承包商撐不下去宣布破產，他們不但失去工作，前幾個月的薪水更是泡湯，那時將是兩敗倶傷，事與願違。所以說罷工不是辦法，我請他務必明天複工，剩下的問題我來替他解決。在我一番動之以情、曉之以理地勸導下，工人們第二天終於恢複了工作。然後我約了總承包商在一個咖啡館見麵，此時他還不知道工人們已複工，正急得焦頭爛額，見到我之後也非常不好意思，因為我們早已做到仁至義盡，一再讓步去積極配合他，他已沒法再得寸進尺地提什麼無理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