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重的曆史反思，使文學在新的曆史時期企求新的崛起。一旦人民的真實生活和真實感情在文學中獲得新生，隨之而來的便是為滿足人民多樣審美需求的多樣化的文學的呼籲。為著消弭文學的貧困，有誌之士再一次尋求點燃文學複蘇的火種。五四文學的傳統（這個傳統，是革命的和戰鬥的，但又是豐富的和多樣的）重新得到了肯定。人們仿佛從夢境回到現實中來：我們的新文學竟然是如此的多采多姿！不僅是冰心和丁玲獲得了重新的認識，而且連長期寂寞的沈從文乃至少有人知的錢鍾書，也引起國內外人士的興趣。人們由此確認：五四新文學的傳統不再是單一的傳統，而是多樣的傳統。開放的時代，特別是直接受到思想解放運動的有力感召的時代，作家和讀者重新與外國文學取得了聯係。人們翅首天外，發現那裏別有一番風景，而這番風景卻是我們長期所不願或不準窺及的。終於：我們又聽見了列寧喜愛的貝多芬的交響曲，熱情洋溢的旋律回旋在中國美麗的傍晚。
可以想見，中國人在這樣的傍晚所感受到的，是經曆了多長時間的期待之後的歡欣。藝術開始在更多的營養源上獲得新生命。音樂、繪畫、雕塑、戲劇、電影和文學，特別是詩，出現了吸引人們廣泛關注的新的詩歌，使幾代詩人不約而同地卷入了一場情緒激動的辯論之中。有人認為如今的朦朧詩是照搬西方現代派的舶來品，有的認定它是30年代那些沉滓的泛起，有的則幹脆判之為詩歌的癌症。其實，青年詩人的創作乃是植根於中國現實土壤——特別是動亂年代的生活的產物，而不是其它。青年詩人中的一些代表人物，他們或者根本未曾接觸或者很少接觸西方現代派的作品——當然，隨著國際交往和翻譯作品的增多，青年人吸收了西方文學的特點而溶入了自身的創作的情況也會逐漸普遍起來。即使是對於西方文學的直接吸收，也應認為是正常的現象，而不必為此驚慌。巴近說過：現在交通發達，距離縮短，東西方文化交流日益頻繁，互相影響，互相受益，總會有一些改變，即使來一個文化大競賽，也不必害怕你化我，我化你的危險。這是一種開放而通達的見解。可惜的是，這些話，現在多半隻是由巴金、夏衍這些第一代文學戰士說出，而不是相反。
最近數年的文學藝術的跡象表明：中國的文藝事業，的確在擺脫長久的窒息和因襲的重負而走上正軌。傳統的優越性繼續得到發揮而未曾削弱。以小說為例，現實主義的作品仍然充滿了蓬勃的生機，而且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近年得獎的作品，幾乎全是此類。其中卓有成績的新進，如高曉聲、古華、張一弓等等都是在現實主義道路上勇猛奮進的突擊手。有更多的中年作家（在北京，如劉紹棠、叢維熙、鄧友梅、諶容）都在這條為一代又一代前輩所開辟的道路上走向成熟。汪曾祺的《受戒》，古華的《芙蓉鎮》，高曉聲的《李順大造屋》，體現了這種成熟。隻要正視這些事實，應該都會承認，不僅所謂的西方化的危機不存在，甚至現代派的嚴重挑戰也是被誇大了的。近年的確出現了一些關於介紹西方現代藝術的著作，如陳焜的《西方現代派文學研究》，高行健的《現代小說技巧初探》，柳鳴九編選的《薩特研究》，這些，嚴格地說，都是一些帶有啟蒙性質的普及讀物，它們帶領我們涉獵對於我們是陌生的世界。在理論上不無疏漏而又不失銳氣的，乃是徐遲的《現代化和現代派》。盡管他發表了某些精到的見解，但他提出的建立在革命的現實主義和革命的浪漫主義的兩結合基礎上的現代派文藝，其基礎是否存在過尚需考訂，更不用論及建立在那上麵的現代派了。因而，這樣的言論也很難造成實際的威脅或危機。
我們對之發出驚呼的，並不是那東西本身有多麼古怪，往往是，我們因為不熟悉不理解，而把正常視為古怪。正如前不久一些人嘲弄過的朦朧詩或古怪詩那樣，其實，造成被稱之為令人氣悶的朦朧的典型例子之一，杜運燮的《秋》中的詩句連鴿哨也發出了成熟的音調，要是真從鶴哨是否能夠成熟去談詩的懂與不懂，那真是無以讀詩了。當然，詩歌創作中出現了新的跡象，有的詩人於棄絕假、大、空之後專注於再現內心的真實；有的詩人感到原有的藝術手法不夠用了，出現了新的追求，他們大量地運用通感，透視，打破時空秩序等手法，為著擴大詩歌的思想容量而注意潛意識和瞬間感受的把握。但從根本上說，我國現階段的詩歌，盡管出現了新的傾向，卻基本上仍在現實主義的軌道滑行。中國文學的現實主義大樹，經過半個多世紀的發展繁榮已經紮下深根，一般的風是難以搖動其根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