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前麵談的，是《女神》的主調。《女神》作為五四時代完全薪新的文化生力軍的組成部分，是受著當時的先進思潮的領導的。但是，它在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有某種兼收並蓄的弱點，諸如泛神論，資產階級的個性解放等。但早期的這些複雜的思想傾向，都被《女神》中的愛國主義的、為祖國和民族的解放而謳歌的主旋律所統禦所壓倒。《女神》的確有泛神論，例如作者就歌頌過三個泛神論者：莊子、斯賓諾莎和印度的加皮爾。但他之歌頌這三個人，在於他們分別是靠打草鞋吃飯的人，靠磨鏡片吃飯的人和靠編漁網吃飯的人。總之，詩人之所以歌頌他們不為別的，僅僅是因為他們是自食其力的人。又如《我是個偶像崇拜者》，我崇拜太陽、山嶽、海洋，崇拜水、火、生、死、光明、黑夜，幾乎崇拜一切，這一切都是他所崇拜的偶像，即神。表麵看，他崇拜多神。然而，這詩的真正旨意，卻在它的結句上麵，這結句是：我崇拜偶像破壞者，崇拜我！我又是個偶像破壞者喲！可見，在他的崇拜一切偶像的背後，隻崇拜一個那破壞一切偶像的我，這個我是覺醒了的人。他的崇拜偶像，目的在於破壞偶像。就是這樣，泛神論也蒙上了郭沫若式的反叛的色彩。《女神》的確很誇大個人的作用和力量，最明顯的是《天狗》。我是一條天狗，我要把日、月、星球，甚至全宇宙，都吞了，我是全宇宙底&；歡底總量。我們從這無限誇大了的我的形象中，並沒有發現歐洲資產階級文學中那種極端個人主義者，我們看到的是獲得了人的尊嚴的解放了個性的形象。這個人，從曆史恥辱與迫害的泥淖中走出來，在香木焚燒的烈火中得到新生。他有巨大的力量，足以打破一切的禁錮與重壓。請聽我的狂歌：
我飛奔，
我狂叫，
我燃燒。
我如烈火一樣地燃燒！
我如大海一樣地狂叫！
我如電氣一樣地飛跑！
我飛跑，
我飛跑，
我飛跑，
我便是我呀！
我的我要爆了！
（《天狗》）
不再是卑微的我、受屈辱受迫害的我，而是充滿力量和信心的嶄新的我。這樣的我，能給人以振奮和激勵。
當然，《女神》並非沒有弱點和消極的因素，五四時代作者世界觀上的弱點不能不在《女神》身上有所反映。例如，一方麵是充滿希望的慷慨髙歌；另一方麵，它甚至披著件白孔雀的羽衣，遙遙地翅首於象牙舟上，口裏喊著前進，卻隻是曳著帶幻滅的美光，向著無窮長殞（《蜜桑索羅普之夜歌》）。《女神》的基調是昂揚的，向上的，健康的，但也摻雜著某些消沉的雜音。例如，作者看到了人間存在著階級的不平等，但又找不到有效的辦法弭平它，隻好消極地頌揚黑夜（在歌唱日出，歡呼晨安的同時）。他錯—認為唯有黑夜，才是德謨克拉西，才是貧富、貴賤、美惡、賢愚一切亂根苦蒂的大溶爐（《夜》）。也許，作者不過是故作此等憤激之言，並不真的這樣認為，但至少流露了他的某種惶惑。有時，這種惶惑甚至發展為失望，甚至哀歎：噯！要得真正的解脫，還是除非死！（《死》）作者那時雖然思想先進，但還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作為一個不夠成熟的青年，他的思想還沒定型。《女神》思想上的駁雜，正好表現了他當時所受的影響是多方麵的，也正好說明了他吮吸新思潮的積極成分頗有些饑不擇食的勁頭。
朱自清說過：和小詩運動差不多同時，一支異軍突起於日本留學界中，這便是郭沫若氏。大家都在做小詩的時候，郭沫若做的是大喊大叫的大詩。這在當時詩壇，不啻是投下了一道強光。
《女神》出世後，立即引起了批評家的注意。錢杏郎認為郭沫若詩除了少數的幾首而外，情緒都是很狂暴的，很健全的，0艮前的世界是很開擴的，他仿佛一片發了瘋的火雲，如醉了一般的狂呼飛馳。郭沫若的這種詩風，如他自己所說，是一種火山爆發式的內在情感0。而這種內在情感，正是五四時期狂飄突進的時代精神的體現。
《女神》時代的郭沫若，為了救國，求學國外。他當時很欣賞法國作家斯湯達的一句名言：輪船要煤燒，我的腦筋中每天至少要三四立方尺的新詩潮。郭沫若反問自己：思想底花，可要幾時才能開放呀！他把進圖書館叫做挖煤，當然是挖新思潮的煤。這時支配著郭沫若整個心靈的是祖國和民族的命運，他的心為祖國為人民而燃燒。他把自己那種眷念祖國的情緒，寫成了一首震撼人心的《爐中煤》。詩人自比為煤，自比為被埋葬在地下的本是棟梁的黑奴，認為隻有這樣被壓在地層下的黑奴的胸中，才有火一樣的心腸。他傾出全心的熱血化為了如下感人的詩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