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近代報業概況
1.《申報》創立前後的報業
報業的發展，與整個社會的發展狀況及人們對信息的關注和需要水平密切相關。報業進入我國，並非因經濟發展、社會進化的需要而自然產生，因此必須尋找適合的土壤生存下去。
《申報》創刊前，我國已有邸報發行，內容僅限於朝廷宮門抄、上諭和奉旨，隻供官場閱看，一般讀者難以看到，不能算作近代意義上的報紙。這種發行量不多的朝廷出版物、由民間報人（或驛站人員）抄錄邸報上的官方文字印刷成的京報，在京城和各地發售。①
《申報》創刊伊始就談到新出現的報紙與傳統邸報的不同，稱“邸報之製，但傳朝廷之政事，不錄閭裏瑣屑而已，故閱之者學士大夫居多，而農工商賈不預焉。反不如外國之新報，人人喜閱也，是邸報作成於上，而新報之作成於下？ ？”②《申報》期望國內讀者能了解該報與邸報不同，並將自己的讀者擴大到士大夫階層之外的普通大眾，這也是《申報》日後深入中國普通社會的重要原因，以致人們一提到報紙或新聞，“申報紙”成為代名詞。
《申報》1872年創刊時，報紙仍是一種剛剛出現於沿海的新事物，就整個社會而言，小農經濟為主的近代生產方式使新聞信息的社會需求極其貧乏，讀報遠未成為普遍的社會接受行為，與普通人的生活仍有很大距離。那時報刊讀者很少，常年訂閱報紙的，“蓋大率洋商開設之洋行公司，及與洋商有關係之商店為多”③。
創辦人美查對《申報》以營業為前提，所以將讀者對象定位為“此報乃與華人閱看”，對言論不加束縛。他有時自撰社論，其社評被認為“無所偏倚，是其特色”。美查此前為在華經商的英國商人，並不精通報業事務，但對新聞也有自己的看法。《申報》雖在租界，言論上有較大自由，但他仍告誡主持《申報》的主筆們，應多登新聞，少發議論，以免因言論招致麻煩，“慎勿評品時事，臧否人物，以纓當世之怒，以取禁止之恥”④。
近代電訊事業在我國創立以前，新聞信息的傳播依靠傳統方式，傳播速度緩慢。上海到北京南北相距3000華裏，將《京報》或京城消息傳到上海，以騎馬傳送要二十多天甚至一個月。如騎馬至天津，再由天津的輪船帶到上海，最快也需一周左右。1882年初，中國開通了天津至上海的電報線路，《申報》館把該電報線路看做是加快傳遞新聞的極好機會，迅速通知京津地區的采訪員，利用電報傳遞新聞，並以“本報電音”為題頭，傳遞朝廷諭旨、奏折和京津要聞。當時文人學士看重科舉，每逢殿試放榜，都翹首京城。自從利用電報線路傳遞消息後，每逢一年一度的殿試在北京長安街公布，《申報》的采訪員即抄錄結果，派人快馬加鞭、日夜兼程地將金榜送到天津，再用電報發到上海發表，上海和江浙鄰近地區為之轟動。① 《申報》由此獲得讀書階層的推崇，影響力也隨之擴大。
洋人在我國設立報刊後，國人也開始努力嚐試最初的辦報。但民間報紙很難開設，“夫民間創設新聞紙，難免犯君官之語，君隔九重或尚不知，官則未有不知者，一旦大肆威虐，重則封閉，故民間亦不敢冒罪開設也”。“當時清朝文字獄殘酷，報紙刊登新聞、發表議論，不管怎麼謹小慎微，也可能在一個事件或一言一語中觸犯朝廷或地方官吏，自認招致責難、查封甚至閉館。”②
盡管如此，國人所創辦的民報還是先後出現了。1873年在漢口出版的《昭文新報》是我國最早的民報，其他還有1874年在上海出版的《彙報》、在香港出版的《循環日報》、1876年在上海出版的《新報》、1886年在廣州出版的《廣報》，這四家報紙都是當時非常熟悉外國情形的人所辦，可惜國人尚不知閱報為何事，未為社會所重視。如《昭文新報》最初每日一出，後來因閱者甚少而改為五日一出，但銷路仍不佳，未幾遂停，隨後國人最早創辦的幾家日報就隻剩下《循環日報》了。③
2.政黨報刊的興起
報紙在中國較早影響到官僚階層和知識界，並最初滿足了這批讀者的需要。外國人將近代報刊及辦報意識帶入中國後，新興報業的出現給傳統的言論及信息流通帶來強烈衝擊。在內憂外患中，苦苦尋求救國強國之法的文人誌士，逐步認識到報紙的作用，並將這種新興的傳播方式視為推動社會變革的宣傳利器，報紙遂成為他們獲取信息、發表意見的重要渠道。而這種需要，為報紙的早期發展提供了最初的生存空間，社會精英也通過報刊開始尋求更大的社會影響力和社會支持。
19世紀90年代中期，主張維新變法的人形成一個派別，報刊成為其得力的輿論工具。由此，中國出現了最早的政黨（團體）報紙，並開創了政治家辦報的先河。維新派的三份刊物先後為《萬國公報》、《中外紀聞》、《強學報》，在這幾份刊物的極力宣傳下，維新變法成為全國性思潮，勢不可擋，由此也拉開了我國的第一次辦報熱潮。1896—1898年，在辦報熱潮中創建的105家中文報刊，有70%是維新派所辦（或同維新派有關係），這些刊物以來自官僚和知識階層的閱讀者為主。黃遵憲、梁啟超等人1896年8月創刊於上海的《時務報》，就特別受到知識界和官僚階層的歡迎。知識界人士爭相閱讀，有的學堂還定為教材，連某些官員也以讀該報為時髦。湖廣總督張之洞、湖南巡撫廖壽豐、安徽巡撫鄧華照等，都曾叱令訂購《時務報》，發給下屬閱讀。《時務報》創刊時發行3000多份，半年後就增至7000多份，一年後達12000份，最高時曾達17000份，成為當時銷量增長最快的報刊，梁啟超曾以“舉國趨之，如飲狂泉”來描述昔日盛況。《時務報》也使梁啟超聲譽鵲起，以致“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窮陬，無不知有新會梁氏者”①，由此可略窺該報影響之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