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政令係統的信息傳遞相比，報刊這種趨向民間化的傳播方式的出現，開始改變著社會對信息的需求。雖然到1908年，通過報刊傳遞的信息仍是局部的，但已開始在社會中發揮出不可忽視的影響力。人們發現了一麵可以用來進行自我觀察、自我對照的鏡子，並通過這麵特殊的紙鏡子，促進著近代中國國家意識、民族意識等現代意識的蘇醒。報紙在近代中國所發揮的鼓動輿論視聽、提高民智、推動社會變革的作用是顯而易見的。在信息量極其匱乏、信息渠道單一、唯我獨尊的傳統觀念不斷受到外部挑戰的環境下，報刊成為人們得以最直觀、最感性地進行自我認知、交流及表達觀點的重要手段。報刊對沿海及內地的學生、知識分子影響之巨大，遠非有限的發行量能夠說明。
政黨報刊在辛亥革命時期一度占據突出地位。民國成立後，報刊輿論結束革命還是立憲的爭論，隨著時局變幻，進入民國初年諸侯爭霸、各種思潮學說喧囂一時的多元時代。
3.早期報紙的內容
自同治末年到光緒中葉，我國近代報紙的日報編輯形式，一般首先是論說，其次是上諭或宮門抄，次為各省各埠要聞，末為本埠新聞。當時還沒有“專電”這個名詞，除電傳上諭外，如遇各省大員出缺、或兵變、大火災等消息，間由訪員發電報告，但也不是常見之事，因此這個時期報務非常簡單。②
早期報紙的主要內容“大率裏巷瑣聞，無關宏旨”，對於國家大政事、大計劃，別說無從探訪，即使得知也絕不敢形諸筆墨，因此報紙的資料，大半模糊而瑣細。報紙門目中的諭旨、奏折、宮門抄、轅門抄等供給官場中人瀏覽，借此獲知官場的“升遷調降等情形與送往迎來之事跡”；至於各省各埠瑣錄，如試場文字、書院題目、命盜災異，以及談狐說鬼等則供給普通社會人士閱讀；其他內容如商家的市價、輪船的行期、戲館的劇目等屬於廣告性質的部分，則便於一般人閱讀，也可作為遊客的指南針、旅行者的消遣品。①
甲午以前（1895年前），報紙很少談論政事，對於官場中人更不敢妄加隻字。江南提督譚碧理隻因其往來淞滬之間為報紙所記載，即命人與報館交涉，要求不得登載，後又行文總督，大肆詆訾，官吏敵視報紙之心可見一斑，這種情況在甲午以後發生改變。到戊戌政變時，上海的報紙開始對守舊派有所微詞，而各報的論說，也常建議創辦航路郵政、改良市政水利等諸凡興利除弊裕國便民之事，雖不盡為當局所采納，但促起其注意之力，則甚偉也。②
在清廷“不準議論政事，不準臧否人物”的禁令下，中國的報紙最初是沒有評論的。後來《官書局報》總理大學堂大臣孫家鼐請開除禁令，其奏折中有“仿陳詩之觀風，準鄉校之議政”之建議，得到清廷批準，其後報紙才公開地有論說。當時科舉還沒有全廢，辦報的大多是半路出家的文人，因此他們所寫的論文，仍不免有八股氣味。寫的人寫膩了，找不到題材，每天湊幾百字算數，看報的人越看越覺得沒有意思，因此報紙的銷路也始終沒有打開。1895年中日之戰後，國人同仇敵愾之心頗盛，強學會的《中外紀聞》與《強學報》，先後刊行於北京、上海，執筆者皆魁儒碩士，聲光炳然。我國人民之發表政論也自此開始。③
4.報紙的短評及白話文問題
陳景韓擔任《時報》主筆時，開始提倡用短評，使讀者耳目一新，也使中國報紙的言論由“論”進入“評”的階段。各報看見《時報》的短評很受讀者歡迎，都紛紛仿效，於是短評風行一時，代替“論說”的地位。後因環境壓迫，短評又隻存形式而沒有內容，受到讀者的指責，各報再加改革，但不願恢複到以前的樣子，就把“評”和“論”揉在一起，變成了“評論”。④
在提倡白話文前，絕大多數中國報刊使用文言文報道或記事，這對那些雖然識字但教育水平較低的人而言，存在使用上的障礙。針對這種情況，1876年申報館印行《民報》，這是我國報紙最早嚐試白話報章，該報號稱“目專為民間所發”，最大特色為“字句俱如尋常說話，每句及人名、地名盡行標明，庶幾稍識字者便於解釋”。這裏的“民間”是指知識水平較低的店員和勞工階層。
國內最早熱心提倡白話文的是無錫人裘廷梁。他認為，要想啟迪民智，除教育外就應讀報，而要使報紙人人能讀懂，就該從白話開始，因此他在1898年創辦了《無錫白話報》。此後，江浙地區白話報一度出現過短暫興盛，《蘇州白話報》、《杭州白話報》、《揚子江白話報》與《京話報》等先後創辦，但並未引起社會重視。到民國元年，全國仍有不少白話報章創刊，僅北京一地就不下十四五家，但大多在短期內先後停業。① 現在看來，當時讀報者仍以知識階層為主，而白話文在這個階層裏很難被接受；與此同時，中下層的民眾又大都買不起，看不懂報紙，所以白話文報紙無法生存下去也就不奇怪了。白話文真正進入中國報界為時尚早。
辛亥革命前後宣傳革命的報刊，毋寧說是以報紙形式出現的宣傳鼓動材料和單行本言論集更為確切。這個時期各式的觀點和主張在社會上流傳，難以預料的時局引起人們對信息的極大需求。那些在青年學生、知識階層中享有很高影響力的報刊，正是適應了這個特定社會時期的需要，而使人趨之若鶩。其後，隨著政局的變化，過去單純以鼓動宣傳為主的報刊從內容特色上逐漸失去優勢，同時那些一度為革命而熱心辦報的人，在革命勝利後，大都隨著個人理想轉向政界。革命報刊是特定時期的產物，很少可以長久生存下來。雖然大多曇花一現，但它們在開啟民智、推動社會變革方麵的確是值得濃墨鋪陳的一筆。辛亥革命前後，報紙確實發揮了很大的宣傳和鼓動作用。
二、早期的新聞從業者
近代報業移自外邦，最初國人對其認識有限。在西方被譽為“無冕之王”的新聞記者在中國卻極為社會所輕視，所謂社會地位幾至無從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