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報業出現前，我國已有賣“朝報”的先例，因此國人很容易將早期報紙與傳統朝報等同起來，認為“報館為朝報之變相，發行報紙為賣朝報之一類”②。當時朝報所傳播的消息在民間可信度不高，賣朝報的人社會地位也非常低下，致使社會對從事報業的人也給予同樣的判斷。因此，報業初期，報紙及早期的新聞從業者遭到社會輕視也在情理之中。
早期新聞從業者的來源，也是他們遭受社會輕視的重要因素之一。1905年清政府廢除科舉製度前，社會優秀分子醉心於參加科舉謀求功名，無人願去從事新聞事業，所以剩下肯從事新聞業的，大多“不過是佯狂之士或者是落拓文人”，借報紙“以發抒其抑鬱無聊之意思”，而各地訪員“人格尤鮮高貴”也是無可諱言的事實。③ 左宗棠因不滿於報紙對其向外商借款一事的報道和評論，曾怒斥“江浙無賴文人，以報館主筆為之末路”，而當時社會也不以左宗棠此番指責為非。④
報紙最初隻有“主筆”（相當於編輯），沒有記者、通訊員，消息來源有些靠翻譯內地和香港地區的外文報紙，有些摘自朋友的來信。隨著讀者對消息需求的增加，一些報紙開始在全國各地主要城市招聘訪員，主要負責“延抄寫案件及采訪新聞”，條件是“學識兼長，通達世務，實事求是者”。① 早期的新聞從業者參差不齊，真正能滿足這些要求的並不多。
報業的經營手段也使新聞從業者不易得到公眾的承認和尊重。以上海為例，早期報紙出版後，在本埠一部分先送給常年訂閱各家，其餘則雇傭專人挨門挨戶分送至各商店，到了月終，又必須說盡好話以乞取報資，此種情形幾乎與沿門乞求無異。② 既然報業遭受輕視，那麼新聞從業者也極易被詬病，無論是報社主筆還是普通訪員均被認為是“不名譽”的職業，“不僅官場仇視之，社會亦以搬弄是非輕薄之”，如此種種，致使開報館者被認為“惟以牟利為目標”，任筆政者“惟以省事為要訣”。③
此外，早期的新聞從業者在社會上屬於待遇較低的職業。曾任《申報》記者的雷瑨，談到在外人辦報紙時代，普通記者的生活和工作狀況相當清貧，薪水是按西曆發給，最高不過銀幣四十元，其他則依次遞降，最低隻有十幾元，而飯食、茗點、茶水、洗衣、理發以及筆墨等都從其中取用，生活十分落魄。至於飲食，報館中按照慣例不提供三餐，記者們不得不就食於小飯攤，或者讓人出去買回來在房子裏吃。④ 設備簡陋，薪俸菲薄被認為是當時報館的基本情形，由此可見早期記者的大概的生活狀態。
相較於普通記者，主持筆政者的待遇要稍好些，但這些人大多過著充滿舊式文人習氣的生活，他們的生活形態決定著他們的社會觀念，因此在這些人主持報紙筆政的時期，新聞業被認為總是停留在新的形式和舊的內容的階段，沒有進展。⑤
中國近代報章草創時期，社會不知報刊為何物，報人也閑居於社會之外，無所謂責任。潘公弼在《望平街之回憶》中說，“社會視報人，或尊之為清高，以其文字生涯，‘士居四民之首’而非以其為報人；或鄙之為無聊，以其不務‘正業’，則是根本不了解報紙為何物”。社會如此看法，報人雖確有責任感，也幾乎無從負起責任來。而當時的報紙報人，似乎也以不負責任為得計。⑥ 當時的報人不能對報道負責，常以傳統“有聞必錄”作為推卸責任的幌子。如果某報紙記述引起某種糾紛，主持者不是根據事實予以力爭，隻以“有聞必錄”為辯護，而社會上也以報紙之有聞必錄而原諒之。正史者且常以所謂“報上流言”見之官方文書，意為在官家眼中的報紙是拾取流言之處，而說者不以此言為苛刻，聞者也不以此為怪，報人也未將此視為侮辱。① 可以說，早期的新聞工作者大部分既無專業訓練，也缺少積極的思想和追求進步、將新聞當做事業來做的精神。
甲午戰敗後，舉國上下一片嘩然，社會變革似乎無可避免，但出路何在為眾目所望。處於大變動前夜的社會，其傳統的信息流通已無法滿足國人抒發心聲、要求變革的需要，近代報紙具有的便捷、迅速、影響力大等特點引起國內精英層的注意。1896年，黃遵憲、汪康年、梁啟超等在上海創辦《時務報》，其後一年間，沿海各都會辦報之風即起。② 由於梁啟超等學者出而辦報，影響極大，社會對於記者的眼光才稍稍有所變化。③
在此期間，清政府對辦報的態度也發生著改變。戊戌政變後，慈禧太後下令查禁報館，訪拿主筆，報界在殘酷的打擊下，人人自危。1901年，清政府實行新政後，報業重新獲得發展空間，但在極不穩定的大環境下，記者職業仍缺乏基本保障。報人在清政府統治時期，曾遭受非常野蠻的迫害。1903年秋，記者沈藎因為報道了中俄密約的消息而遭清廷逮捕，被判“斬立決”。由於當時正值慈禧的“萬壽慶典”，不宜公開殺人，遂改為“立斃杖下”。沈藎被打兩百餘棍後“血肉橫飛，猶未至死”，最後隻好用繩“勒之而死”。消息傳出，輿論大嘩，被外報稱為20世紀不應有的野蠻種族的行為。
從1899—1911年，至少有53家報刊被查禁，或受到暫時停刊、警告和其他處分；有兩位報人被殺、17人被監禁、100多人被傳訊、拘捕、警告、押回原籍或流放邊疆。清政府的倒行逆施遭到新聞界的抵製和反抗，除公開抗議外，新聞界還采取多種策略和辦法與清政府對抗。有的報紙依托於租界，或聘用洋人為發行人；有的報紙用化名去注冊，有的報刊采用偽裝封麵進行遞送，以逃脫郵政、海關的檢查；有的在報紙版麵上開“天窗”等。④ 在這樣的環境下，許多記者不能安居其職，隨時尋找機會另謀他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