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權力屬於人民”的原則，是中國政治製度的法理基礎，是中國社會主義國家性質的根本體現。因此，政府除了依法治國，必須務實、清廉地為人民提供完善的公共服務，不應有任何特權。
北京暴雨追問城市應急能力
“這次災害給我們的教訓異常深刻，規劃、建設、基礎設施和應急管理都暴露出很多問題。”
據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揮部2012年7月26日晚通報，截至當日，北京區域內共發現數十具遇難者遺體，其中66名遇難者身份已經確認，11名遇難者身份仍在確認中。北京市同時公布了66名遇難者名單。
77--這並非一個冰冷的數字，而是一個個音容笑貌。他們曾是丈夫，是妻子，是父母、是女兒，是兄弟，是朋友……但如今，他們的生命，隻能換來人們對生命的敬畏，換來這個國家和城市對自身的思考。
那麼，痛定思痛，這場暴雨到底能給我們留下什麼呢？
“這次災害給我們的教訓異常深刻，規劃、建設、基礎設施和應急管理都暴露出很多問題。今後必須深刻反思，永遠銘記教訓。”北京市委書記郭金龍2012年7月27日上午在房山區檢查指導救災善後工作時心情沉重地說。
應急措施還可做得更到位
“這場暴雨，在體現出北京幹部群眾良好道德素質的同時，也暴露出城市應急管理能力還需進一步提升。”國家行政學院應急管理培訓中心鍾開斌副教授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
在鍾開斌看來，與之前相比，這次北京政府災害應對工作有三點是值得肯定的：一是信息發布總體比較及時、準確，通過微博、新聞發布會、電視等多種渠道發布，對災害是否提前準確預警、傷亡人數等公眾關心和質疑的問題也盡力回應；二是體製內組織動員能力比較強，幹部、工人、警察等各方力量都參與救災；三是在救災非常時期體現政策的靈活性和彈性，比如熄火‘趴窩’的車輛中，有些被交管協管員貼上了罰單，但官方及時進行了糾正，所貼罰單作廢。
但受訪專家指出，北京作為一個現代化大城市，一場暴雨就致使77人遇難，這從一個側麵也反證了當前城市管理方麵存在著不可忽視的缺陷。
據了解，2012年7月21日當天，北京市氣象部門連發5個預警，暴雨級別從藍色預警上升到橙色預警。可受訪市民紛紛表示，並不了解不同災害預警分級的具體含義，更不明白這種預警意味著有什麼危險。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政府部門和市民，顯然已長期處於安全意識淡薄的狀態。盡管北京發布了最高級別的預警，北京國安的足球比賽依然進行，大量市民仍四處活動……2012年7月22日，北京房山青龍湖少年軍校基地受困的351名學生以及60餘名教職工全部脫險，但人們驚訝地發現，這個學生培訓基地居然是建在排洪河道上。
記者多次實地調查此次受災最嚴重的房山區發現，由於數十年間沒發過洪水，有些村民便在泄洪河道及河灘上種莊稼、種樹，甚至有村民在河灘上建房蓋屋，或建農家樂，擠占了防洪河道。
而在北京西南部，還有一個著名的“高爾夫走廊”。這個球場在永定河舊有河灘上建成，由樹木、草地、人工湖泊、沙灘等組成。據了解，違規球場大多是打著體育公園、生態園、休閑園、綠化項目等旗號建設。
同樣，應急措施也還可更到位。比如下雨前北京市防汛辦表示，北京城區90座下凹式立交橋已建立“一橋一預案”，然而，在強暴雨麵前，多處立交橋下還是出現嚴重積水。記者當晚驅車經過北京市區多個低窪地帶和下凹式立交橋等地也發現，盡管已經積水較多，但沒見交通部門設置任何警示標誌。
有關專家還指出，北京暴雨之時，不少市民尚能主動開門迎客，而緊急避難所無一向市民開放，這一方麵反映了市政管理者在突發事件麵前決策反應速度慢半拍。另一方麵也反映了製度的彈性空白。
“政府及相關部門災後服務沒跟上。民航、鐵路等交通部門，在應急管理和服務方麵存在漏洞。”北京石油化工學院人文學院院長閆笑非教授舉例說，比如首都機場當天滯留了8萬乘客，政府沒有動員公共交通、公用場所用於疏散和安置，而是愛心市民自發組織起來去機場接送乘客。
城市基礎設施長期薄弱
據住房和城鄉建設部2010年對國內351個城市排澇能力的專項調研顯示，2008年至2010年間，有62%的城市發生過不同程度的內澇，其中內澇災害超過3次以上的城市有137個。
記者調查發現，城市內澇與目前城市排水管網覆蓋率、設施排澇能力偏低密切相關。
按照2011年最新修訂的《室外排水設計規範》的要求，城市一般地區排水設施設計的暴雨重現期為1至3年（即抵禦1至3年一遇的暴雨），重要地區3至5年。但在實施過程中，中國大部分城市普遍采取標準規範的下限。
據了解，2000年，北京市建成區麵積僅700多平方公裏，2010年已達近1400平方公裏。目前，僅天安門廣場和奧林匹克公園附近的排水管線能達到5年一遇的排水標準，北京市市政雨水管網大部分是按照1至3年一遇的標準建設的，也就是能夠適應每小時36毫米至45毫米的降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