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傳統社會裏，經濟和道德是一體化的：一個人沒有道德，或不誠信，就無法立足於社會。但是當今中國，已從“熟人社會”向“陌生人社會”轉型，隨著經濟和道德逐漸分離，也削弱了對個人道德的約束。
第三，社會建設相對滯後。隨著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人們的居地、職業、社會地位都在發生著持續、廣泛、深刻的變化；同時，與同一交往對象的重複互動明顯減少，這加劇了交往雙方的信息不對稱，使失信成本大大降低，給違背誠信提供了誘因，由此導致大範圍社會性失信風險的可能性上升。
而改革開放以來的很長一段時期，一直突出經濟建設而相對忽視社會建設，尤其忽略了與社會轉型相適應的社會信任體係建設，長期依賴以往的社會信任關係和
信任結構，遲滯了新型社會信任關係和信任結構的形成。
由於社會建設滯後，公民社會、公共空間發育不良，限製了民間性社會組織的良性生長，因此隻能由政府承擔絕大部分的維信職能，不僅政府的維信負擔過重、成本過高，而且遠不能滿足社會轉型期的維信需求。
第四，約束體係缺位、失信成本過低。從國外經驗看，建立社會征信-評價?查詢係統，是構建利益約束體係的重要操作方式之一。這一係統有利於解決市場交易及其他各類人際交往中的信息不對稱問題，將長遠利益與行為主體的誠信水平聯係起來。
但是，中國至今尚未建立起上述查詢係統。由此既難以事前對行為主體做出誠信度預判，又不能事後及時製止失信者的重複失信，缺乏這一係統的支持，相關法規亦是施行失據；對失信者的懲治力度過低，如對造假者，在美國最高處罰達500萬美元，並可判10年徒刑，而中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對造假的賠償隻有原商品價格的兩倍。
由於利益約束體係既嚴重缺位，又執行不力，造成守信收益小，失信成本低，以致經常出現劣幣驅逐良幣、李鬼打敗李逵的現象。
第五，政務誠信尚未完全發揮引領作用。作為誠信體係建設的三個重要組成部分之一，政務誠信直接關係到政府的形象。“民無信不立”，誠實守信，才能政令暢通，才能確保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戰略的順利實施。
但是，目前個別地方政府的誠信缺失現象，對社會風氣起到了很壞的示範作用。比如，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門誠信意識淡薄，政策缺乏連續性和穩定性等，招商引資的時候承諾得很好，又是開發項目獎勵，又是政策性獎勵，但這些承諾經常不能如約兌現。
中國商報：對於社會，誠信缺失會造成什麼樣的惡果？
李鬆：從心理學和經濟學的角度講，誠信是重要的社會資本。一個充滿誠信的社會，交易成本比較低；反之，成本將會不斷加大，阻礙社會的健康發展。
近年來，社會誠信鏈條的中斷和損害，嚴重破壞了市場機製和市場經濟規則。誠信缺失會造成交易主體不被對方信任，限製交易主體自身發展，為防範交易風險被迫增加交易成本。
而事實上，誠信缺失已使中國經濟秩序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壞，甚至影響中國企
業的國際競爭力，損害了國家聲譽。比如2008年的三鹿“毒奶粉”事件，不但影響了兒童的生命和健康，也使國內外消費者對中國的食品安全產生信任危機，使政府的公信力受到極大損害。
更嚴重的是，誠信缺失使生命安全和財產安全得不到保證，嚴重影響社會穩定。比如假冒偽劣、坑蒙拐騙，造成無數個人身心傷害，家破人亡，大量企業舉步維艱。誠信缺失還使得一些人靠騙人暴富，也加劇了社會財富分配不公，直接危害社會和諧穩定。
政務誠信起主導作用
中國商報：您把誠信分為個人誠信、商務誠信、政務誠信，這三者孰輕孰重？是否相互影響、相互作用？
李鬆：從誠信主體來看，社會誠信包括個人誠信、商務誠信、政務誠信三類。在這三者中，關鍵還是政務誠信，或者說國家主權信用起到主導作用。因為政府既是社會信用製度的製定者、執行者和維護者，又是公共信用的示範者，由此決定了政務誠信在社會信用體係中處於核心地位。
具體而言，政務誠信又體現在公務員身上，公務員作為政府行為的決策者和體現者，講誠信不僅是其個人的道德要求，更是對公眾利益的一種承諾，是必須履行的義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