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學者對杜威教育思想的最早借鑒是實用主義（或實利主義）。1912年，蔡元培出任民國教育總長。他在製定學製時感到，當時中國社會的最大問題便是“人民失業至多而國甚貧”，因此他把“實利主義”教育列為教育宗旨之一，認為這種創於“美洲杜威派學說”的教育，以人民生計為基礎教育之中堅，實為中國當務為急者。此後的幾年中，蔡元培一再通過文章和演說向國內教育界介紹杜威，說他創造的實用主義教育學說“力言學校教科與社會隔絕之害”，是即工即學主義，經過試驗很有成效，因而蔡元培鼓勵教育界試試杜威博士的新主義。緊隨蔡元培之後，黃炎培也介紹和提倡實用主義教育，1913年8月，發表《學校教育采用實用主義之商榷》，批評從前的教育都是“虛名的教育”，不切實用。他主張今後教育應以“實用”為旨歸：“所謂德育者宜歸於實踐；所謂體育者，求便於運用；而所謂智育者，其初步一遵小學校令之規定，授以生活所必需之普通知識技能而已。”首倡教育與學生生活、社會實際相聯係的實用主義，在國內教育界引起一定反響。
二、堅持德育“第二課堂”，注重道德行為的實踐
中國早期高校德育有許多途徑，除去課堂道德教育外，各大學還注意開辟德育“第二課堂”，即一方麵通過各種課外活動引發學生對道德的思考和認識，在“無形”中加強對學生的道德教育，做到“潤物細無聲”；另一方麵則強調學生在活動中將道德觀念轉化為道德行為進而養成道德習慣。
中國傑出的民主主義教育家和革命家蔡元培先生主張將公民道德教育作為教育方針的核心，認為實施軍國民教育和實利主義教育固然可以強兵富國，但公民無道德，則不免會出現私鬥、侵略、智欺愚、強淩弱，貧富懸絕等現象。同時，他還主張德育的內容要以愛為核心，說：“何謂公民道德？曰自由、平等、親愛，道德之要旨，盡於是矣。”在德育方法上，他則主張從小事做起，要不斷實踐，空說不如實行，並提倡把美育和世界觀教育作為完成公民道德教育的手段。世界觀教育在於培養人們具有遠大的理想和高深的見解。蔡元培先生在北京大學開設先秦諸子、印度哲學和歐洲哲學等，旨在打破兩千年來墨守孔學的舊習。美育的目的則主要是陶冶感情，主要是通過美感教育化解人們的利害感和偏私欲，從而使人們達到樂觀、高尚和進取。
教育家張伯苓在對學生進行道德觀念的指導時，更注重使其轉化為學生的行為實踐。他說：“先時教育多尚空談，殊覺無用，若無實習，恐且有害……諸生欲按此尺而為道德高尚之人，幸勿僅求理論，更當於己身所在之社會，實在有所效用。”他在修身班講課之後也經常教導學生：“深望大眾不僅徒聽吾言，願於聽後再深思之。不僅在堂中時加思索，出堂之後，或作記載，以消化之。食而不化，疾病必生。講堂功課必須自動。而於道德品行識見上，尤宜注意自動功夫。此為造人格之大計，不僅知識之一小部分也。”
三、製定校規，堅持科學的德育管理
中國早期現代大學大多根據德育要求建立了較為嚴明的校紀、校規，以形成道德規範來規範學生行為。一方麵校紀、校規內容涉及學生的儀容儀表、語言、生活習慣等細微處；另一方麵學校又根據其內容提供相應的校內環境設施。如在南開大學校門的一側，曾懸一麵大鏡子，供學生出入校門端正衣冠容止，鏡子旁邊鐫有鏡銘：“麵必淨、發必理、衣必整、紐必結、頭容正、肩容平、胸容寬、背容直；氣象：勿傲、勿暴、勿怠；顏色：宜和、宜靜、宜莊。”
校規的執行，需要有良好的行為示範。各大學十分注重老師的行為對學生的示範作用，要求教師能夠成為學生的道德榜樣。學校教育是道德教育中極為重要的途徑，學校道德教育按照統一的內容、標準和方法對學生進行道德原則和觀念的灌輸，有明確的規範和科學的體係，可以使學生受到係統的、有組織的道德影響，因而對個體道德品質的生成和道德人格的發展具有極大的影響。蔡元培指出，教師的“言傳身教”對學生道德品質的養成影響尤為巨大，“教員者，學生之模範也”。如果教師能“身為學生之律度”，給學生做榜樣，那麼其道德教育的效果遠勝於反複口頭灌輸。教師不僅給學生提供了待人處世的生活態度和行為方式，而且在行為舉止間潛在的引導和熏陶了學生去接受這種態度和方式。因此，蔡元培要求教師能嚴於律己，“宜實行道德，以其身為學生之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