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範圍內的經濟重構不僅形成了全球新的經濟空間結構，而且形成了新的空間權力結構，使全球經濟實體多層次化，出現了諸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關貿總協定、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北美自由貿易區、歐洲聯盟等全球經濟實體或跨國經濟組織。這些經濟實體的所在地（即城市區域）在全球經濟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其社會特征的建設中，正在進一步替代了國家的作用，使國家權力空心化。因此隨著信息社會的確立和全球城市化的普遍到來，城市間的經濟網絡將會最終主宰全球經濟命脈，使若幹世界性的節點城市成為在空間權力上超越國家的實體，形成全球城市體係的格局。城市左右和逐漸主宰該國或該地區政治、經濟、社會事務的趨勢已見端倪。
二、鄧小平城市化理論形成的國內條件
1.中國城市主動融入世界發展潮流
中國城市在世界城市體係中曾處於頂尖地位，並延續了相當長時期，後來的工業革命才使西歐、北美的城市崛起，取代了中國的地位。但作為世界城市體係的一部分，中國城市經濟一直與世界保持著密切的聯係，至1936年前後，中國若幹通商口岸的發展仍然保持著相當大的活力，如上海、天津、廣州等。1949年以後，由於中國經濟被排斥於世界經濟體係之外，中國的城市體係也處於相對隔離狀態，城市發展受到一定程度的限製。
自1978年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中國的社會經濟得到迅速發展，在全球經濟體係中的地位也開始日益重要。1980年，中國進出口總額為381億美元，1990年增長到1154億美元，1997年更增長到2000多億美元；“八五”時期，累計進出口總額達到1萬億美元以上，躍居世界大貿易國之列。中國利用外資的數額也呈飛躍增長勢頭。“八五”期間，實際利用外資超過1600億美元，成為世界上利用外資的大國之一。國民生產總值年平均增長率在1980～1990年為9%，1990～1995年總量達到57600多億元，提前5年實現了年翻兩番的既定奮鬥目標。目前，中國的綜合國力已大大加強，對外開放格局已基本形成，東部沿海地區的社會經濟發展已步入“起飛”階段。
世界經濟發展的新格局也為中國未來的經濟發展注入了新的動力。隨著發達國家率先進入信息社會，世界正在經曆著繼20世紀60代以來的新一輪產業結構調整，改變著全球的勞動地域分工格局。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經濟起飛以後，中國台灣、韓國、新加坡和中國香港“亞洲四小龍”在70年代也相繼發展起來。進入20世紀80年代後，中國大陸、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泰國和菲律賓“亞洲五虎”又呈現出快速發展的強勁勢頭，加上美國西海岸、澳洲及加拿大太平洋沿岸地區經濟的相對快速發展，人們已經觀察到世界經濟的主軸正在從北大西洋轉移到亞太地區。與此相對應，歐洲（除德國、荷蘭、比利時及北歐以外）、拉丁美洲和非洲的經濟發展均表現出相對停滯的態勢。
在邁向信息時代的進程中，中國還將麵臨新的發展契機和優勢，一是中國擁有非常豐富的勞動力資源且價格低廉，可以大量接受發達國家的產業擴散；二是中國擁有巨大的潛在商品市場，對外國資本和企業具有極大的吸引力；三是中國擁有許多特大城市，具備消化和吸收先進技術的潛力和能力。因此，在不發生重大災變和突發事件的情況下，中國在21世紀肯定能發展成為全球的經濟大國，在全球社會、政治和經濟體係中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與此相適應，中國也將出現更多的國際性城市，占據全球經濟空間網絡中更多的節點。
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中國麵臨著如何將其城市體係與世界城市體係順利接軌的重要抉擇。而中國經濟能否與世界經濟順利對接，並在接軌過程中積極調整自己的城市體係，將主要取決於中國能否把握時機，最大限度地發揮和確立自身的競爭優勢。
城市作為現代經濟的主要載體，對一國確立未來的國際競爭優勢具有決定性作用，因此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中國應始終將城市發展放在最為重要的戰略地位來加以考慮，並逐步將城市作為立足全球經濟競爭的橋頭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