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成都為代表的四川在推進城鄉一體化的城市化過程中，城市和農村得到了共同發展。2005年按戶籍人口統計的城鎮化率為50.3%，同口徑提高了7.5個百分點，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11359元，增長9.3%，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為4485元，增長10.1%，農村居民的收入增長率超過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增長率。成都市的新興工業化步伐加快，2005年，實現工業增加值757.3億元，增長19.7%；工業布局也在不斷優化，21個工業集中發展區的承載能力增強，引進規模以上工業企業320戶，累計規模以上工業企業達到950戶，東郊工業區結構調整步伐明顯加快；城市的服務業發展提檔升級，實現服務業增加值1181億元，增長9.6%；農業產業化水平提高，實現農業增加值182.3億元，增加5.7%；土地的規模經營麵積擴大，農村流轉土地麵積110萬畝。新增城鎮就業人員12萬人，失地農民和農村富餘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就業10萬人，勞務輸出81萬人。此外，城鄉統籌的教育、社會保障體係等等都得到長足的發展。
成都及四川的城市化實踐充分證明了鄧小平城市化理論的科學性和遠見性。我們將繼續堅定地以鄧小平城市化理論為指導，深化四川下一步的城市化發展。
二、推進四川城市化進程，發展中小城市，應因地製宜，選擇優勢
1.因地製宜是鄧小平城市化理論的客觀要求
大力發展生產力，並在此基礎上逐步改善人民生活是鄧小平反複強調的問題。他指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發展太慢也不是社會主義；發展才是硬道理，“最根本的因素，還是經濟增長速度，而且要體現在人民的生活逐步地好起來”；“講社會主義，首先就要使生產力發展，這是主要的。隻有這樣，才能表明社會主義的優越性。社會主義經濟政策對不對，歸根到底要看生產力是否發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這是壓倒一切的標準。空講社會主義不行，人民不相信”。因此，判斷我們一切工作是否成敗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如果不能深刻認識並大膽實踐這一根本標準，而是思想僵化，目光短淺，凡事謹小慎微，不敢解放思想，不敢放開手腳，就會喪失時機，猶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改革開放以來，東部省區與西部省區的經濟差距之所以越來越大，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東部省區敢於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突破陳舊的條條框框，敢試敢闖敢為天下先，發揮自己的優勢，加快發展，而西部省區則固守傳統計劃經濟的觀念，不敢大膽從實際出發，因地製宜地發展自己。對此，鄧小平尖銳地指出：“所謂因地製宜，就是說那裏適宜發展什麼就發展什麼，不適宜發展的就不要去硬搞。像西北的不少地方，應該下決心以種牧草為主，發展畜牧業。現在有些幹部，對於怎樣適合本地情況，多搞一些經濟收益大、群眾得實惠的東西，還是考慮不多，仍然是按老框框辦事，思想很不解放。”他特別強調，加快經濟發展的根本出路就在於改革開放，隻有堅持改革開放才能抓住時機上台階。他說：“凡是遇到機會就不要丟，就是要堅持，要幹起來，要體現改革開放，大開放。……不開放就發展不起來。我們本錢少，但可以通過開放，增加就業，搞稅收，利用地皮得點錢，帶動發展各行各業，增加財政收入，獲得益處。”自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區域經濟發展和四川城市化發展的實踐充分證明，因地製宜，選擇優勢是推進城市化發展的必由之路。凡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因地製宜、選擇了地方發展優勢的地區，城市化進程發展就快，經濟發展就有較大提高，人民群眾的生活就比較富裕；凡是思想僵化、目光短淺、盲目效仿、違背地方特色發展規律的地區，城市化進程發展緩慢，經濟發展速度較慢，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就低。正是由於對地方發展特色和優勢缺乏客觀和科學的認識，使四川落後地區喪失了許多快速發展的機遇。因此，開發和發展四川，必須進一步解放思想，始終堅持“因地製宜、發展優勢”的標準，加大經濟發展的力度，快速推進和深化城市化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