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相比電容片而言，傳感器的難度還在於器件結構的設計、敏感材料的配方上，在做結構做到一半的時候，突然發現這種結構在國際上已經有了，於是又不得不研究新的結構。材料配方也是一個難題，整整花了我們兩年的時間，經曆了無數次的摸索和失敗。從一來團隊就進行傳感器研究的謝光忠說，在最開始很多次失敗後，大家甚至都有了想換方向的念頭，但後來還是都堅持了下來。
從基礎研究、材料配方研究，再到結構設計和整體工藝，最後是性能測試，這樣的流程團隊不知道重複了多少次。整整18個年頭，實驗室的所有人員的精力都耗費於此，最終形成了9項新產品技術標準，定型生產了多種不同型號規格的傳感器及變送器。而期間的艱苦是沒人知曉的，那時候真是難啊，有時候我們甚至好幾個星期都在外麵跑，唐先忠說，團隊開始的時候由於經費少，出差都是吃麵條，有一次一連三天他和蔣亞東在北京考察，每頓都是這樣打發自己的。
在光電學院牆壁上掛著一幅巴金的名言：理想不拋棄苦心追求的人，隻要不停止追求，你們就會沐浴在理想的光輝之中。這正是這群人最好的人生寫照，當時間定格在2007年的時候，團隊收獲了組建以來的第一個大豐收：科研經費達到1400萬元、在國內外學術刊物發表論文100多篇、獲得兩項國家大獎、申請國家發明專利29項，這一切都是團隊齊心協力，甘於寂寞，敢於吃苦的結果。
彙聚人才——從單槍匹馬到多“兵種”的科研王牌軍
說到團隊的成功，團隊的學緣結構優勢不得不提。與國內部分高校人才隊伍“近親繁殖”不同，團隊的學緣結構是典型的“遠緣交雜”。團隊目前隻有蔣亞東教授和王濤副教授是土生土長的成電人，最早加盟團隊的吳誌明教授畢業於華中科技大學；李偉教授、謝光忠副教授畢業於四川大學；唐先忠教授、徐建華副教授畢業於南京理工大學；於軍勝教授從喬治亞理工大學歸國……不僅如此，團隊的20多名教師所從事的專業也是各有不同，有學材料的、有學光學的、有學微電子的，還有專研器件工藝的……
“我們團隊集中了從材料製備到器件工藝整個流程的老師，不同專業的老師協同作戰既是科研的需要，同時也是團隊快速發展的關鍵”，蔣亞東說。“遠緣交雜”的學緣結構為團隊科研發展提供了優越的人才基礎，看似雜亂無章的學緣結構正是團隊不斷獲得成功的基石。“就拿這兩個項目來說，吳誌明教授設計和製備了相關器件的功能結構；徐建華副教授長期在工廠科研的經曆，為團隊在實驗室和工廠之間搭建起了良好的合作橋梁；謝光忠副教授主要解決了器件工藝的困難；唐先忠教授負責材料的製備合成；楊亞傑博士在電容器器件方麵做了大量的工作；李偉、於軍勝、王濤、李紹榮等都作出了相應的貢獻。”
對於這點，唐先忠很有發言權，“可以說，我的人生自從加入團隊以後才有了不一樣的意義。在成電的20年時光，我經曆人生兩個反差巨大的階段：前十年，孤軍作戰，沒有科研項目、沒有成果、沒有論文，除了基本的教學任務之外，更多的是虛擲時光；1998年以後，我有幸加入了這個團隊，在大家的幫助下，這十年，我有了任務，有了成果，科研能力也得到了鍛煉和提高”。十年以來，唐先忠負責完成兩項、參與完成5項省部級科研項目，其中1項獲國家科技進步獎二等獎和四川省科技進步獎一等獎，4項獲省部級科技進步獎或技術發明二等獎，近三年發表學術論文10餘篇。
在團隊裏，來自不同的學校和學科背景的人協同作戰，相互學習，取長補短。以前團隊在高水平論文的發表上一直沒有取得很大的突破，當具有豐富國外科研和英文論文寫作經驗的於軍勝教授加入團隊後，這種情況得到很大的改觀，很快就有了一係列高水平論文在國際頂尖刊物上發表，比2005年以前增長了一倍多。
團隊的成功，還有一個關鍵不得不提：那就是團隊帶頭人蔣亞東。十多年來，蔣亞東教授把這個擁有近二十餘位老師，100餘名博士、碩士的團隊打理得井井有條，生機勃勃。
帶領一個團隊，所耗費的不隻是心力，還有思想和技巧。曾經有清華大學、重慶大學等高校的相關負責人向蔣亞東打聽團隊管理秘訣，他隻有短短的五個字，那就是“不管錢、放權”。在團隊裏，有一條不成文的規定，那就是10000元以下的經費支出不需蔣亞東簽字，團隊財務由專人負責，透明公開，讓每一位成員都心中有數。在科研項目管理上，團隊實行分層管理、分層負責製。團隊確立了三個技術小組，每個小組的成員對小組負責人負責，小組負責人對蔣亞東負責。蔣亞東不直接幹涉小組內部科研問題，“這有利於充分發揮小組負責人和小組成員的主觀能動性”，唐先忠說，這樣的一種方式讓團隊成員都有事做，都有用武之地，雖然壓力大，但都很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