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的農村改革實踐證明，中國的農村小康社會的建設“一靠政策，二靠科技”。在中國農業人口基數大，國土麵積廣的基本國情下，正是各項國家政策將位於國家治理兩極的政府和農民聯係起來。由此可以看出國家政策對於農業、農村的發展和農民的生存狀況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政策作為國家、政黨或政治集團為實現一定目標和任務而製定的活動計劃和行為準則，隻是隨著現代國家的建構，特別是‘政策下鄉’才進入農村社會生活中，成為影響農民日常生活和命運的因素。中國共產黨正是依靠政策將億萬分散而又散漫的農民組織到政黨和國家體係中來。”通過政策下鄉的方式，原本自由散漫的農民被集中統一於一個權力中心周圍。同時，政策對農村社會的影響越來越大，兩者構成了一個循環互動係統。
國家的各項政策從宏觀上決定了農村社會的生活方式，但是政策要真正起到作用還必須依靠切實有效的傳播和落實。“政治合法性是政治認同的產物，而信息傳播是政治認同產生的必要條件。”因此，對有關農村政策傳播進行研究可以使有關涉農政策的信息得到更加有效的傳播，從而為政策的落實和新農村的建設奠定基礎。
涉農政策傳播關係到各項對農政策的有效落實及新農村建設進程。但是長久以來，這個領域卻未進入到學界的視野當中。有關農村政策傳播的研究是近幾年才得到學界關注的，總的來說已有的研究成果包括以下幾個方向：一是不同類型的涉農政策信息傳播渠道的傳播效果；二是國家涉農政策傳播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及改進的方法；三是鄉村治理中信息傳播的影響、作用和模式的變遷。
在已有的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觀點是“國家農村政策傳播過程中信息存在缺失”，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是“農村受眾的流動，意見領袖的缺位，媒體功能的缺席以及政府的科層性”，為此必須建立以農民為核心的受眾群的傳播機製，以及完善的信息反饋、調節機製。對於信息傳播與鄉村治理之間的聯係，有學者指出，“在‘鄉政村治’治理體係建構過程中，會議係統已經在鄉村的政治傳播中失去效用，取而代之的是逐步發展起來的現代大眾傳播媒介，主要是廣播和電視”。因此，“電視下鄉已經成為現今鄉村治理中不可忽視的一個因素”，同時值得注意的是，電視“對於鄉村基礎的治理並不一定是正麵作用”。
對於目前處在現代化進程中的農村，以電視為代表的大眾傳播、以政府科層體製為基礎的組織傳播和以“半熟人社會”為背景的人際傳播構成了農民了解國家涉農政策信息的媒介環境。那麼，這三種傳播方式對農民的接近性如何？哪種傳播途徑在與城市信息環境大不相同的農村更為有效？三個傳播鏈條在政策上通下達的過程中是怎樣交織在一起相互作用並形成農村複雜的政策傳播環境的？農民對國家涉農政策信息認知狀況與態度又是怎樣的？有著什麼樣的需求？為了準確了解和準備把握上述問題，我們於2009年9月——2010年3月在江蘇省J市進行了國家涉農政策的傳播現狀與傳播渠道的實證研究。
J市位於江蘇省中部，早在五六千年以前的新石器晚期，就有人類從事各項農業生產活動。1994年7月，J市撤縣建市，是為縣級市，境內地勢平坦，河湖交織，通揚運河橫穿東西，京杭大運河縱貫南北，328國道，寧通一級公路，京滬高速和寧啟鐵路在境內交彙，水陸空交通均較為發達，素有“江淮孔道”、“蘇北門戶”之稱。
在經濟實力方麵，J市連續八屆被評為全國縣域經濟基本競爭力百強縣（市），入選“全國中小城市綜合實力百強”。
如果將J市所處的蘇中地區置於江蘇省的整體情況來看，則它恰好處於蘇南（蘇、錫、常）地區和蘇北地區的中間層次。以社會轉型的進程而言，蘇南地區的農村已經實現了工業化，走上了基本富裕的道路，農村的脫胎換骨也已經平穩地得到實現。而蘇北地區農村則仍然受傳統文化的影響較深，雖然最近幾年也在趕超式的發展之中。但蘇中地區的農村，則恰好符合普遍意義上的轉型期的農村型態。
一方麵，農村因為工業化和土地置換問題正隱藏著或引發了一係列社會矛盾，農村社會秩序處於失範或重構之中。另一方麵，政治上的鄉村治理能力並未得到相應的提高，村民自治選舉和農民的政治參與出現了反向效果，亦即行動上的“形式化”和社會心理上的失望。因此，以J市農村地區為對象的涉農政策傳播效果調查結果具有一定的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