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認為單純依靠基層組織的傳播便可以完全滿足自己對政策信息需要的比例為零，11.8％的人認為基本可以滿足，32.1％的人認為一般，持中立態度。其餘的53.1％的人即超過一半的被調查村民則認為他們在政策信息方麵的需求得不到滿足，這種狀況與我們前文的分析是一致的，即基層組織的政策傳播是不能滿足農民在這方麵的信息需求的，這也是基層組織權威性衰落的一個有力證據。
由以上數據顯示的結果來看，很多農民對基層幹部在對農政策傳播方麵的工作是不太認可的。正如統計數據所顯示，當問及農民對於當地基層幹部的對農政策傳播工作的評價時，隻有0.5％的人認為“很好”，11.8％的人認為“比較好”，從各個選項的比例來看，認為“一般”的比例最高，為34.8％，認為基層幹部在這方麵做得“不太好”和“很不好”的比例分別為19％和33.9％，但是選擇這兩項的比例總和達到了52.9％，也就是說，有超過一半的農民對基層幹部的對農政策傳播工作是不滿意的。結合數據來看，基層組織在政策信息傳播方麵不能滿足大部分村民的需求，這也必將導致村民對基層組織涉農政策信息傳播工作的不滿。
雖然農民對基層幹部在政策傳播方麵工作的評價不高，我們也應該看到農民自身的局限性，如尋求信息的主動性不足，表現在信息的傳播與收集方麵便是不能充分利用不同種類的媒介收集到自己需要的信息。
同時，雖然村務公開的工作存在形式主義的問題，但是通過訪談我們了解到，農民很少會主動到村委會了解村務公開欄上的信息。根據我們調查過程中走訪鄉村的體驗，牆體標語口號、橫幅等也是很常見的。在問卷調查的時候，很多被訪人員第一次被問及是否看到過相關的標語、口號、橫幅時，他們的第一反應就是沒有，但是經調查員提醒，很多人才回想起來。這可能與農民的日常生活習慣有關。通過訪談我們了解到，很多農民表示，覺得這些標語口號之類的跟自己沒有關係，看到的時候也沒有仔細思考，看過之後就忘記了。以致很多農民（41.6％）認為他們沒有了解相關政策信息的相關渠道，雖然持反對觀點的比例稍高（44.3％），其餘則選擇了說不清（14.1％），這也說明了農民的媒介使用習慣，尤其是主動尋求信息的能力亟需得到培養。
通過調查我們發現，基層政策信息傳播過程的不順暢是由多方麵的原因造成的。統計數據顯示，農民對政策信息傳播過程中存在的意見主要是：渠道比較單一（64.7％）、基層幹部在實施政策的時候總是不考慮實際情況照搬上級要求的方式（65.2％）、政策的實施過程中缺乏與群眾的有效溝通（79.6％）、為了應付檢查而突擊宣傳搞形式主義（68.8％）。可見，J市的政策信息傳播過程中存在的問題主要是：一方麵，不能結合當地的實際情況靈活有效地進行政策信息傳播的工作；另一方麵，缺乏與村民的有效交流和溝通，對村民的切實需求不夠了解，從而導致在采取村民喜聞樂見的方式建立多樣化、全方位的立體傳播網絡方麵的不作為。
綜合前文的統計數據與調查結果，我們可以看出，村民對基層組織在國家涉農政策傳播方麵的總體態度是不滿的，但是通過訪談發現，村民有關中央政權的態度與他們有關基層政權的態度存在著很大的落差，即農民對以中央政權為表征的國家是十分認同的，他們認為國家製定的各項涉農政策都是好的，不滿的則是政策信息的傳播及實施過程。
調查統計數據則能夠顯示出，在農民的認知體係中，對國家政策的認同感是十分強烈的。絕大多數農民（88.2％）傾向於認為國家製定的各項政策都是好的，問題存在於政策的傳播與實施過程。從表麵上來看，村民的這種意見針對的是基層組織對國家政策的實施不到位的問題，但更深層的原因應該歸結為村民對基層政權的不信任。中國政府組織采用的科層製一方麵可以憑借政治權威保證高層信息的下達，但由於從中央政權到基層政權之間有不同級別的政府組織，信息在傳達的過程中難免會發生變異。最明顯的一個例證便是不同層級的組織根據其自身利益對中央政策的“變通”，符合自身利益的便全麵傳達貫徹，將有悖於自身利益的政策信息予以淡化處理，甚至隱瞞。而當今大眾媒介的全麵覆蓋使得農民可以及時地了解國家的相關政策。一旦基層組織對政策的傳達與農村從大眾媒介上了解的有出入，便會激起農民對基層組織的不滿和怨恨，繼而加劇對基層組織的不信任感。同時，這也從另一個側麵說明了政策信息的有效傳播對於政策實施的效果是至關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