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中國的發展而言，農村是一塊廣袤而不可忽視的地域。不論是土地，還是人口，農村都占有最大數額的比例。而中國的各種政策改革也是從農村開始的。
而農村經濟一向是我國的立國之本，也是眾多政府組織以及所有農民最關心的命題。
回顧我國農村經濟製度變遷的曆程我們可以發現，我國農村經濟製度實現了政策性強製推動與管理向市場推動政策調控的轉變，由於外界條件的變化，無論是家庭承包經營製度、農民轉為農民工、鄉鎮企業發展、股份合作製等，都是一個以利益為導向的發展結果，本質上是一個帕累托改進的過程，而我國農村現階段發展則是此過程中市場誘致性變遷與政府強製性變遷相容推進的過程。而在這個農村經濟製度的變化過程中，這兩個因素的比重在不同的階段呈現出不同的特征。
邁向新世紀以來，我國農村經濟發展已經從解放生產力，以土地為核心的經營製度改革向現代農業、農村的現代化方向開始轉變。市場與政策性的調控與博弈，開始將農村經濟現代化的問題引入了對農村資源的組織與再組織的議題上。
而組織與再組織的議題包括有農村適度規模經營、農村農民合作組織、農村勞動力轉移等重要命題，不論哪一個命題本身都牽扯到對於農民的教育、動員、組織與管理。從對我國農村經濟發展相關研究的理論回顧和梳理來看，對於農村經濟發展的探討基本是以經濟學的視角來分析和研究的，其他學科的研究介入相對較少，且不具有係統性。傳播學的研究視角則更是鳳毛麟角。在當前時代背景下，從傳播學視角探討我國現代農村經濟發展問題，則是鄉村傳播學、經濟傳播學應該給予關注和研究的重要課題。
鄉村傳播學自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作為一門新興學科加入了對我國農村問題的研究中來。鄉村傳播學以發展中國家鄉村社會及其鄉村社會與外部之間的信息傳播係統為研究對象，關注以信息為核心的鄉村傳播係統中受傳者的社會身份、社會角色、個人和群體的權利的問題，借助對信息內容、信息傳播渠道以及影響力的研究，解讀信息時代中鄉村社會的內在變遷機製、變遷趨勢及其外在的影響力和推動力。就目前來說，主要的研究成果還集中在：原有的農業推廣機製的變革、大眾媒介對農業科技政策傳播的影響力、村落內部的輿論領袖的作用（包括農業經紀人、農村新的精英分子等）、農村合作組織的研究、村民大眾媒介接觸研究等。國內學界尚未形成著眼於農村經濟發展的鄉村傳播研究，並沒有形成鄉村經濟傳播這樣的概念和研究體係。部分學者也隻是從大眾傳播視角出發，探尋了大眾媒介傳播內容中經濟信息的使用與滿足狀況。
學者邵培仁在20世紀90年代提出了“經濟傳播學”的概念，在他的《經濟傳播學》一書中，他提出了經濟傳播學的概念和基本理論。他表示，經濟傳播學研究的基點是經濟傳播的信息與符號，其內容為經濟信息的傳者研究、信息研究、受眾研究、媒介研究及效果研究幾個方麵。由於經濟本身的含義較為豐富駁雜，導致在經濟傳播的研究中視野較為分散和局限，為數不多的經濟傳播研究也隻是著眼於大眾傳媒中與增收相關的經濟信息來進行，所以在經濟傳播的研究領域中並沒有形成完整和豐富的研究成果。
在中國農村這塊廣袤而複雜的區域範圍內，實際上存在著豐富多層的傳播體係，既有以行政管理部門為信源的組織傳播體係，也有以大眾傳媒為信源的大眾傳播體係，還有以民間個體信息服務中介為信源的人際傳播體係，在這些不同的體係之中還存在各種複雜的傳播互動情況。如此看來，如何從農村經濟學和鄉村傳播學交叉學科的視角探討傳播在我國農村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角色、地位及具體作用則顯得尤為重要。由於傳播是一種牽涉到主客體關係的過程，因此從傳播學的視角來研究農村經濟發展必須緊緊圍繞著“農民”受眾本身，基於鄉村傳播學的理論與方法，試圖回答以下一係列農村經濟發展問題。
如當下原子化的農民的經濟觀念、經濟邏輯是如何形成的？農民的經濟信息傳受狀況及信息接受習慣如何？經濟信息對於農民的重要性體現在何處？政府主導的經濟政策傳播的內容和渠道是什麼？農民的接受程度如何？經濟傳播的各環節要素是什麼？原子化的農民的自組織和行政組織的效果如何？農村經濟信息傳播情況能夠滿足農民再組織的目標？這些問題的提出與探究成了我們此次調查研究的重點。為了了解當前農村經濟傳播的基本狀況及相關議題，自2009年7月始至2010年4月，我們對江蘇省J市農村進行了有關農村經濟信息傳播狀況的實證調研。曆時半年多的參與式觀察和與當地農民訪談的過程中收集了較為豐富的材料，對J市農村經濟發展及經濟信息傳播狀況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