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如何，是年我沒有去成日本，日本甚至有媒體猜測不會那麼巧地生病，說不定還有隱情。
而我一直養了一個半月，到香港中文大學參加迎接新世紀的研討會時，仍然覺得自己虛虛弱弱。一直到夏天到了北戴河，庶幾好了一點。
嗚呼，生老病死，吉凶禍患，孰能無恙，孰能免災？回想“文革”後已經三十餘年，社會生活應算安定，然而，正是在這種安定之中，更痛感光陰之不我待，生命之須臾而已，親人友人好人之迅速推移，悲夫痛哉。
《大塊文章》中講到了父親的去世。一九九六年，是母親的離世。她聰明，機敏，活躍，然而正如她自己屢屢不平的，如果她不了解什麼新思想什麼五四，也就罷了，偏偏她了解了這些，卻是毫無出路，毫無辦法。終其一生，她不平，她不甘心，她冤枉，她痛恨，她的生活是不幸的，她活了八十五歲，最後死於腦血管疾病。
幾位老同誌的離去令人黯然神傷。李一氓與我接觸有限，然而他竭盡全力地保護我在特殊的情況下不受惡意的傷害。他對我講過他的動作的不便，他後來體重是太超標了。他幾乎沒有發生什麼情況就住了醫院，然後就一天不如一天，然後靜靜地離開了人世。他是創造社的成員，他擔任過新四軍的秘書長，他是詩人、書法家、古籍專家。馮牧在醫院中不忘與我討論一些文學現象與文學主張，他自稱是患（白血）病後形銷骨立。據他的侄女說，她曾經認為馮過去吃了太多的西藥，他有氣喘病，常年噴藥，多次住醫院。他自己的看法則是，如果沒有那些藥物，也許他早就不在了。他的這種想問題的方法倒是給自己減少了不少煩惱。陳荒煤臨了也是與我討論電影事業。他們的離去好像是事先約會好了的，說一聲走就都走了個幹幹淨淨。
而唐達成的去世令人意外和沮喪。他離開作協工作崗位後，我覺得是調整得很不錯的，他不但寫了評論文字還寫了小說，他也常常致力於畫國畫，完全有理由認為他過上了神仙般的日子，再不像在任時那麼多為難，那麼多窩心。而等他說自己在檢查身體過程中發現了問題，此外並無感覺的時候，我甚至懷疑起體檢的必要性來。緊接著卻是住院、手術、再手術，直到不起。為什麼會是這樣的呢？而他的夫人所說的好人活不長，又是多麼令人悲傷！
比較想不到的是張光年同誌的離世。二○○一年秋，人們為光年過米壽，即八十八歲生日，八十八，其形如米字，說法來自日本。而九十八，則稱為茶壽。那天幾個朋友在廣州飯店聚會，他的情緒極好，都認為要為他過茶壽沒有疑問。
到了二○○二年一月，他突然心髒出了毛病，四天後，說走就走了。這倒是他的性格，是非分明，說幹就幹，從不拖泥帶水。對於自身的生命，他也是這樣的。
這些人的去世意味著作協的一個時代的結束，從此，不論是人事是作風是方法是重點是麵貌是氣氛，作協及其他類似團體都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時期了。
我離開新疆不久，一大批好友先後去世了。郝關中，那個“遊方大士”，身體好得不得了，我想與劣質煙酒的過度使用有關，他最後得了食道腫瘤，終於不治。我才走，評論家維吾爾族的帕塔爾江與小說家哈薩克族的郝斯力汗就去世了。說是郝斯力汗喝了酒，然後幾個朋友在大街上走，郝說我不舒服，說著，就在朋友們的手中，往下一出溜，去了。後來，另一位小說家，據說是有王族血統的馬赫坦，也死於類似的情況。並非十分和好的維吾爾族小說家祖爾東·薩比爾與柯尤慕·圖爾迪先後因同樣的心髒方麵的疾病離世。柯去世時適逢我在新疆，我按照民族禮節前往吊唁。至於此前去世的克裏木·霍加與鐵衣甫江，就更令人難過。我去看望他們的遺屬的時候，她們摟著我痛哭失聲。
張弦的去世也極可哀。江蘇作協確定開一個他的創作的研討會，他卻沒有能等到這一天提前走了。病中我委托王幹代我送去了鮮花，聊表寸心。近年陸文夫辭世前，我委托蘇州市副市長朱永新先生代為探視。
二○○五年新年我去蘇州看白先勇主導的“《牡丹亭》青春版”彩排時曾經登門拜訪老陸，已經感覺到了他的極度衰弱。不太久，與老陸頗多相似處的安徽老作家魯彥周也因同樣的病在同樣的情況下逝世。
一九九八年，我寫了一批叫做《哀文友》的舊體詩。
對夏衍、陳荒煤、馮牧、張光年、鐵衣甫江、克裏木·霍加……我都寫了專文追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