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技術學院的前身是“大多創辦於1819至1870年之間”[2]77的技術學校，這類學校主要對青少年進行實際的職業訓練。由於工業技術發展的實際需要以及政府對發展技術教育的重視與支持，從19世紀60年代開始，“技術學校升格為技術學院或技術大學，逐漸擺脫純粹的‘職業’中心的性質，而從事更加注重理論水平的應用科學教育”[2]77。此外，還陸續新建了一些類似性質的技術學院。“至19世紀下半期，（這類院校）逐漸獲得與原來大學相等的地位。”[12]106“由於在一切經濟部門中，特別是工業、運輸業、農業和商業等部門中，迫切需要科技工藝人才，所以新型大學備受人們的青睞。”[12]105在這期間，“每當技術學院人數增長之時，恰好是大學人數下降之時，反過來每當大學人數上升時期，則是技術學院人數下降時期，這說明大學和技術學院已經開始為爭奪生源而鬥爭。然而最終大學和技術學院人數都大大增加了”[2]69。“技術學院對德意誌帝國時代的工業發展作出了舉足輕重的貢獻。”“1913年，德國機械輸出額已超過英、美，居世界首位，並贏得了‘機械之國’的稱譽。”[2]
二、幾點思考
通過以上對19世紀德國高等教育發展真諦的探尋，茲提出以下幾點思考：
（一）時至今日，洪堡的辦學理念對於主要從事基礎理論研究的研究型大學來說仍然沒有過時
洪堡的辦學理念——對於純科學的追求、學術自由、教學與研究的結合等，對於主要從事基礎理論研究的研究型大學來說仍然適用。這是因為，以哲學為基礎的純科學研究，從事的是基礎理論研究，研究成果在當時看來可能沒有什麼實用價值，但是，不管社會如何發展，技術如何發達，專業化程度如何加劇，“‘科學’仍然是基礎——是解決問題的基礎，是技術發展的基礎，也是企業家經營企業的基礎。隨著知識總量和生活複雜程度的增加，社會越來越需要產生足夠的思想。在表麵上對大學構成威脅的那些變化，事實上增加了大學作為一種機構的重要性，在這種真正符合洪堡思想的重要機構中，師生們必須享有學習和教學的自由”[10]304。研究型大學以培養理論創新型人才為其主要培養目標，這種人才的最佳培養方式自然是“教學與研究相結合”，尤其是在研究生教育階段。在研討班上，在實驗室裏，學生或是在導師的指導下，與導師一起，或是獨立，探索未知，發現新知。科研過程中的新發現本身滿足了智力上的好奇心，往往會帶來收獲的喜悅。
（二）重溫“教學與科研相結合”的本意，對於教學與科研之間漸行漸遠的今天來說應該有所警悟
由於科學是“用於精神和道德修養，天然合適的材料”，洪堡當年提出“教學與科研相結合”意在學生在教師指導下，與教師一起共同探討“有待解決的問題”，從而使學生的各種潛能得到充分、協調地發展，最終成為一個“完整的人”。由此看來，洪堡提出這一原則的本意在於培養人，而由此產生的科研成果則是附帶的。由於科研成果易於統計衡量，而教師的教學能力則難以測算，再加上大學的聲譽很大一部分是靠教師出色的科研成果贏得的，因此，在研究型大學現行的教師招聘晉升製度中出現了“重科研輕教學”的現象。在這樣的晉升評價體製下，教師的教學與科研之間由原先的“相結合”發展為“漸行漸遠”，甚至出現了“科研衝擊教學”的現象。盡管今天的大學以及大學所處的社會已經不同於當年洪堡所創辦的柏林大學及其當時的社會，但本科教育畢竟是一所大學的立校之本，大學的聲譽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其出色的本科教育贏得的，而且大學生思維活躍，較少有成見，勇於探索，教師與學生一起共同探討未知的過程，往往可以為教師帶來意想不到的新觀點、新視角的衝擊。所以，研究型大學的教師還是要注意發揮科研的教育性意義與作用。
（三）對於主要從事基礎理論研究的研究型大學和教師來說，還是應當甘於寂寞的
基礎理論研究事關應用學科和技術學科的可持續發展，事關一個國家的持續、長久發展。相對於應用學科和技術學科來說，基礎理論學科與社會的關係並不是那麼密切。對於主要從事基礎理論研究的研究型大學和教師來說，還是應當甘於寂寞，與社會政治、經濟保持一定的距離，因為正如前麵所說，“紛擾的社會生活會使人失去其精神的獨立性”，而且，“精神和心靈在寂寞中會變得寬廣、活躍、穎慧和強健”。相信，選擇了基礎理論學科作為自己學術職業的教師，是有其內在的學術誌向的，對於自己的學科有足夠的熱情甚至迷狂，科研過程中的新發現本身足以讓這些教師激動與驚喜的。當然，主要從事基礎理論研究的研究型大學和教師也要生存，為了使研究型大學和這些領域的教師安於寂寞，甘於寂寞，國家應繼續加大投入力度，努力改善研究型大學的辦學條件，不斷改善從事基礎理論研究的教師的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