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件事就說明共產黨和國民黨畢竟是兩個性質——共產黨是由一群追求共產主義理想的熱血青年組成的政黨，這個政黨本質上講是為廣大底層民眾爭取生存權的——至少在當時，中共的工農運動都是這個出發點。而國民黨呢？國民黨成分就複雜多了，從組建之日起，就三教九流魚龍混雜，表麵上他們信仰的是三民主義，實際上大家也明白，三民主義太泛泛了。簡單來說，共產黨的革命是激進的，是以推翻舊秩序建立新秩序為目標的，而國民黨的革命則是保守的，他們在意的是在現有秩序上進行一定程度不致傷筋動骨的調整。這樣兩個人員構成和政治綱領都截然不同的政黨，當然不可能長期和平共處，畢竟政治就是政治，隻要存在根本性的利益衝突，分道揚鑣就是必然的結局。
夏鬥寅和許克祥相繼發飆，這對於當時風雨飄搖的中共而言無疑又是一個噩耗——關鍵倒不是說這兩個人的叛亂給中共造成了多大的實際損失，關鍵是，這兩件事充分表明即便是在革命的大本營兩湖，中共的處境也已經十分艱難了。果不其然，在部眾相繼被老蔣策反之後，唐生智就立即明白與中共劃清界限乃大勢所趨，再不行動，部隊就都跑蔣介石那去了，終於，在5月下旬，唐生智正式發表通電反共。武漢的軍事支柱表明了態度，那政治支柱汪精衛又會如何表態呢？
汪精衛的態度其實並不難猜，簡單說，他正在逐漸對與中共的合作失去熱情。蘇聯在中山艦事件中的態度讓汪精衛掂出了自己在蘇聯高層心目中的分量。而此前蔣介石發動政變宣布清共，而中共卻如待宰羔羊一般無還手之力則讓汪精衛掂出了中共在這場政爭中的分量。等到夏鬥寅和許克祥相繼發動叛亂，汪精衛更是掂出了蔣介石的反共大旗之於武漢軍人的分量。此外，蔣介石還在四處聯絡，給武漢施加壓力——四川的劉湘楊森就有被老蔣活動的跡象，而這則讓汪精衛徹底掂出了反共的政治分量。情況明擺著，蘇聯對汪精衛不感冒；而目前的中共則隻有社會革命的激情而沒有軍事革命的力量；武漢內部對中共的態度也並不友好；另立政府的蔣介石更是咄咄逼人；說來說去，如今的中共非但不能給汪精衛在政爭中提供幫助，反而成為了拖累他的累贅，於是，汪精衛還能怎麼辦呢？
當然，汪精衛在最終作出決定前還需要去探探另一個重量級人物的口風——沒錯，馮玉祥！此時能扭轉局麵，能讓中共有所倚仗的人隻有馮玉祥，因為他一直被認為“赤化”得極其嚴重，儼然是蘇聯最可倚仗的人物。馮玉祥此時正是春風得意，他回國後收拾殘部，於五原誓師，然後以老本營陝西為基礎，進取河南，很快便在唐生智和張發奎在豫南的牽製下收獲全功，攻取洛陽，直下鄭州，終於再次控製了河南。但是勢頭正盛的馮玉祥願意挽救武漢的小兄弟嗎？老馮歸根結底是個超級投機者，他的一貫原則就是有奶便是娘，武漢如今身處絕境，東有蔣介石虎視眈眈，西有四川劉湘叫囂攻鄂，而內部唐生智在湖南也已經打出反共旗號，汪精衛雖然態度曖昧，但也有意分共，此時武漢有什麼？隻有危機。馮玉祥從不是那種雪中送炭的人，他擅長的是釜底抽薪以及落井下石。所以盡管老馮在進駐鄭州之後便跟武漢方麵要人進行了會談——主要是摸摸武漢國民黨的底，探探政治氣氛，結果如他所料，共產黨已經空前孤立，武漢方麵已經對國共合作不抱期望，所以老馮的態度很快也出來了，那就是支持蔣介石，分共！
汪精衛全明白了，他知道所謂的革命已經破產了，繼續扛著這麵旗隻能讓自己粉身碎骨了，再不行動，他就要成為了來勢洶洶的反共浪潮的犧牲品了，但是，縱是如此，汪精衛還想做得漂亮些。汪精衛不願意讓老蔣牽著鼻子走，如果跟在老蔣清共的旗幟背後低聲下氣地喊分共，不免在政治上落了下風，到時候老蔣成了護黨救國的大英雄，而他汪精衛則成了隻會跟風效尤的臭狗屎，一旦如此，那老蔣的南京偽政府就不免強壓他的武漢真政府一頭，到時候算起賬來，汪精衛就處處落了後手。因此，汪精衛的想法是，分共是要分的，但得找個由頭，不能說老蔣那邊分了，我們這邊也要分，而是老蔣分老蔣的，我分我的，各有各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