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日本的強國之路就是從戰爭開始的，在甲午戰爭爆發前，中日一樣都是不平等條約的受害者，但是這一戰改變了遠東兩個大國的地位，日本借助這場勝利正式脫離了被壓迫者的行列，他們通過戰爭中的獲利一躍成為了遠東最有分量的國家之一。然後就是為明治天皇樹立起極大威望的日俄戰爭，作為島國的日本正式建立起了戰爭的信心，因為即便強大如沙俄，日本也有能力戰而勝之，帶來的結果是明治天皇正式封神，日本明確了他們的發展方向——戰爭強國。戰爭就像賭博，日本這個賭徒在嚐到了甜頭後就再不願放棄這樣簡單直接的獲利方式，比起穩紮穩打的經濟建設，戰爭無疑更刺激，一旦成功，所獲的利益也更直觀，但是從來沒有一個賭徒能一贏到底，一旦賭上了癮，賭徒總會失去理智。
明治天皇的遺策已經實現了第一階段，朝鮮半島早在1905年便被納入了日本的版圖，而第二階段，當然是占領遠東最大的橋頭堡——中國。在這裏，我們必須要對日本的社會階層結構作一下簡單的剖析：天皇無疑是金字塔的頂端——從德川幕府被推翻之後，日本天皇就從符號變成了真正的掌權者；金字塔的中端是華族，這是明治天皇掌權後冊封的舊貴族和功臣派，根據地位和功業不同分為不同等級的爵位，公、侯、伯、子、男，這個階層是僅次於天皇的統治階層；然後是士族，由日本封建時代的舊地主以及中下層武士構成；最底層是平民，沒有任何社會特權。在明治維新以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裏，日本的大權掌握在華族手中，以伊藤博文、鬆光正義、山縣有朋、西園寺公望以及桂太郎等人為代表的世家和功臣派控製著日本的權柄。但是隨著日本政黨政治的雛形出現，華族一家獨大的局麵被打破，原敬、加藤高明等後起非華族政客開始崛起。而另一個在日本政壇舉足輕重的力量則是軍人階層。
這裏我們就得談談日本的軍人階層了。清楚倒幕運動曆史的人應該知道，擁戴明治天皇上位的主要是兩個藩閥的力量，一是長州藩——其中的代表人物有木戶孝允、伊藤博文和高杉晉作等人；二是薩摩藩——其中的代表人物有大久保利通和西鄉隆盛。因此，在明治天皇上位之後，日本軍隊就由這兩個藩閥長期掌控，長州藩控製陸軍，而薩摩藩控製海軍。非唯如此，甚至日本政治也長期由這兩個藩閥所控製，明治天皇掌權後，日本內閣便由這兩藩控製，在曆任日本首相中，伊藤博文、山縣有朋、寺內正毅、田中義一是長州藩出身，鬆方正義、黑田清隆、山本權兵衛是薩摩藩出身，藩閥力量的強盛由此可見一斑。
當然了，藩閥力量太強不免讓天皇本人也覺得膽戰心驚，明治天皇死後，大正天皇即位，此人幼年便患腦膜炎，長大後時有精神失常，因此皇太子裕仁也很快就參與朝政，而這位皇太子裕仁便是大名鼎鼎的昭和天皇。裕仁對藩閥勢力控製軍隊控製朝政憂心忡忡。於是，在他的一手扶持下，以青壯派軍人為代表的勢力迅速坐大，這些人大多畢業於日本陸軍大學，後在二戰期間發展成為大名鼎鼎的昭和軍閥。昭和軍閥中的這些青年軍人有個特點，那就是對藩閥勢力有種天然的抵觸，當時日本軍界有個現象叫下克上，意思就是中下層軍官時常忤逆上級意願自作主張，當然，這種現象同樣是裕仁所默許的，也是青壯派搶班奪權的先聲。
跟老謀深算的藩閥軍人不同，新崛起的青壯派軍人都是些狂熱的軍國主義分子，他們思考問題的方式更加直線型，他們更加無所顧忌，他們對戰爭的態度更加激進。隨著這批人登上曆史舞台，遠東政治更是一片混沌了。
對於中國而言，日本的腳步聲隨著這些軍人走上前台越來越近，那個曾經在甲午之戰中將清朝打得一敗塗地的島國，我們的宿命之敵終於要開始對中國展開真正的行動了，中國準備好了嗎？
濟南慘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