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提倡對國民性進行改造。國民性，又稱民族性或民族性格，是近代社會學和民族學中的一個概念，在英語中統稱National
Character，是用來表示滲透在一個民族和一個國家文化中的內在精神或心理模式，具體表現為國民性格、國民價值規範、國民風度。它是在長期的曆史發展過程中所形成的、為一個民族大多數成員所共有的，並且反複出現的精神狀態和活動方式。作為一種精神和文化現象，它普遍存在於民族群體之中，成為各民族存在和延續的內在紐帶。近代先進人物關於國民性的探索是以“新民”這個命題為出發點的。所謂“新民”，是民族文化心理結構的一場自我解剖、自我挑戰和自我重構的嚐試，其核心就是變傳統的依附人格為近代的獨立自主的人格，變子民為國民。嚴複通過其《論世變之亟》《原強》《救亡決論》等文章，梁啟超通過其《自由書》《嗬旁觀者文》《中國積弱溯源論》《十種德行相反相成義》《新民說》《論政府與人民之權限》和《新民議》等文章，對國民素質與國家富強的關係作了較為充分的論述。他們認為，國民素質的高低，決定了國家民主化程度的高下乃至成敗，因而中國走向國家富強、政治民主的一大關鍵就是要重鑄國魂，即重新塑造國民性。在他們看來，中國社會積貧積弱，固然有政治和經濟等方麵的原因，但根本原因還在於國民素質的低下。因此，新民為“今日中國第一急務”，“政府之良否，恒與國民良否為比例”，社會的進步，國家的發展，政治的完善，“其主動者在多數之國民，而驅役一二代表人物以為助動者，則其事罔不成。故吾所思所夢所禱祀者，不在轟轟烈烈獨秀之英雄，而在芸芸平等之英雄”。要把缺乏國家思想，缺乏社會公德，缺乏自由思想和權利觀點，缺乏自製能力的國民提高素質，就要倡揚自強不息、剛健有為的民族精神，鏟除奴性、培育獨立人格，進行民眾道德的去舊圖新。“苟有新民，何患無新製度，無新政府，無新國家”，這對後來的思想家們有著強大的影響力。
維新派思想家們關於社會發展的進化論思想、政治上君主立憲的要求、文化上中西融貫的主張以及國民性改造的強烈意願，盡管因戊戌變法的失敗而未能獲得國家層麵上的支持，然而其思想已不可遏製地在社會的知識階層中廣為傳播，並成為後世思想家們改造社會的有力武器。
二、改良主義社會發展觀對陳獨秀的影響
陳獨秀早年的社會發展思想深受維新思想家們的影響。對此，陳獨秀自己也誠懇地說：“南海康有為先生，為吾國近代先覺之士，天下所同認。吾輩少時，讀八股，講舊學，每疾視士大夫習歐文談新學者，以為皆洋奴，名教所不容也；前讀康先生及其徒梁任公之文章，始恍然於域外之政教學術，桀然可觀，茅塞頓開，覺昨非而今是。吾輩今日稍有世界知識，其源泉乃康、梁二先生之賜。”陳獨秀在思想上從厭棄科舉轉向同情維新後，在行動上也有相應的反應，如他後來回憶所言：“甲午之役，兵破國削，朝野唯外國之堅甲利兵是羨，獨康門諸賢，洞察積弱之原，為貴古賤今之政製學風所致，以時務知新主義，號召國中。尊古舊者，覺不與其舊式思想、舊式生活狀態相容，遂群起嘩然非之，詈為離經畔道，名教罪人。湖南葉德輝所著《翼教叢編》，當時反康言論之代表也。吾輩後生小子，憤不能平，恒於廣座為康先生辯護，鄉裏瞀儒，以此指吾輩為康黨，為孔教罪人，側目而遠之。”從上麵的敘述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陳獨秀早期的思想中浸染著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派思想的濃厚色彩。
首先，維新派大力宣傳的進化論社會發展觀，對陳獨秀早期的社會發展思想有著深刻影響。嚴複《天演論》的出版，給當時的中國人振聾發聵的影響和難以忘懷的印象。天演淘汰、適者生存的觀點成了當時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一切革命派的重要精神指南，並極大地強化了思想界的曆史使命感。同時，這種思想也成為當時知識分子對社會改造進行論證的有力武器。陳獨秀從進化論出發，認為客觀物質世界的運動遵循著一定的法則，是一個由低級向高級、由簡單到複雜的進化過程。他把新陳代謝視為宇宙的根本大法。在《敬告青年》一文中，陳獨秀指出：“新陳代謝，陳腐朽敗者無時不在天然淘汰之途，與新鮮活潑者以空間之位置及時間之生命，人身遵新陳代謝之道則健康，陳腐朽敗之細胞充塞人身則人身死；社會遵新陳代謝之道則隆盛，陳腐朽敗之分子充塞社會則社會亡。”陳獨秀認為萬事萬物都處於一種進化狀態之中，絕無保守現狀之理。因此，隻有那些不斷追求進步的民族，才能夠在激烈的競爭中生存下來。在此基礎上，陳獨秀對複古守舊思潮進行了猛烈批判。他認為中國固有的倫理、法律、學術、禮俗，無一非封建製度所遺，較之歐洲人晚了幾千年；若尊重二十四朝之曆史性，而不作改進之圖，則等於驅民於二十世紀之世界之外，納之奴隸牛馬黑暗溝中而已。他大聲疾呼：“吾寧忍過去國粹之消亡，而不忍現在及將來之民族，不適世界之生存而歸消滅也。”陳獨秀視抵抗力為世界進化的動力，並認為必須進行變革，棄舊圖新，在改造社會中提高抵抗力，才能使中國生存於世界。他指出：“萬物之生存，進化與否，悉以抵抗力之有無強弱為標準。優勝劣敗，理無可逃。通一切有生無生物，一息思存，即一息不得無抵抗力。”這種抵抗力在陳獨秀看來，就是萬物為求得生存與進化，而同毀滅抗?的能力。為喚醒國民起來奮鬥，擺脫我國積貧、積弱的狀況，陳獨秀進一步指出：“人類之生事愈繁，所需於抵抗力者尤巨。自政治言之，對外而無抵抗力，必為異族所兼並；對內而無抵抗力，恒為強暴所劫持。審是人生行徑，無時無事，不在劇烈戰鬥之中，一旦喪失其抵抗力，降服而已，滅亡而已，生存且不保，遑雲進化。”為此，陳獨秀十分迫切地呼籲：“嗚呼，國人須知奮鬥乃人生之職，苟安為招亂之媒！兼弱攻昧，弱肉強食，中外古今，舉無異說。國人而拋置抵抗力，即不啻自置奴券，置身弱昧之林也。”在陳獨秀看來，當時的中國，社會十分黑暗，欲一一除舊布新，而不為在世強盛之民所兼、所攻、所食，非冒萬險、排除萬難不可。因而，在進化論發展思想的主導下，陳獨秀大力提倡積極的、進取的、奮鬥的人生哲學，反對消極的、退隱的、苟安的人生觀。他指出：“世界——戰場，人生——惡鬥。一息尚存，絕無逃遁苟安之餘地。”他還認為：“夫生存競爭，勢所不免，一息尚存，即無守退安隱之餘地。排萬難而前行，乃人生之天職。人之生也，應戰勝惡社會，而不可為惡社會所征服；應超出惡社會，進冒險苦鬥之兵，而不可逃遁惡社會，作退避安閑之想。”由此可見，早期陳獨秀的社會發展思想受進化論的影響十分明顯，他不但認為自然界是在進化中發展，而且認同人類社會也是在生存競爭中向前發展的。他以進化論為武器，身體力行，積極投身於在救亡與啟蒙雙重壓力下的中國社會的改造運動，並最終成為新文化運動的旗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