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往往要經曆巨大的危機和災難，並以此為契機迸發出新的生機。正如恩格斯在甲午戰爭前一年所說：“沒有哪一次巨大的曆史災難不是以曆史的進步為補償的。隻是活動方式改變了。讓命運實現吧！”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伴隨著西方帝國主義在中國軍事上的勝利，西方資產階級的經濟勢力和強勢的西方資產階級文化，也像潮水一般湧向了中國。西方殖民主義的入侵以完全不同於中國曆史上“外族入侵”的方式，強行將中國拖入了世界現代化的發展軌道之中，使中國社會演變的格局從漸進的積累性變遷變為急劇的傳導性變遷。到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方資產階級思潮已成為一股不可阻擋的勢力影響著中國知識分子，衝擊著中國封建主義的舊文化。而此時的清王朝卻腐敗不堪，在帝國主義勢力的侵略下節節敗退，割地賠款、逢迎敵寇，堂堂華夏不齒於列強，濟濟衣冠被輕於異族。1894年的中日甲午戰爭，則釀成了中國近代史上又一次巨大的曆史災難，同時也促進了全民族的覺醒。甲午戰爭引發的以救亡圖存和全麵改革為目標的維新思潮以及1898年的變法運動，則是這場民族新覺醒的起點。為了拯救深陷危機的中國，有識之士提出了各種解決方案，洋務運動、中體西用、維新變法、全盤西化等，不一而足。這一係列理論與實踐方案的推行，盡管也給中國社會帶來了巨大的影響，並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中國社會的變遷，卻未能讓中國的社會發展真正走上一條適合自己曆史與文化傳統的發展道路。陳獨秀社會發展思想的演進，也反映著這一曆史的邏輯。在馬克思主義未傳入中國前，陳獨秀受改良主義思想的影響，持一種進化論的社會發展觀，進而把西方社會視為理想社會的樣板。而當馬克思主義伴隨著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傳入中國後，陳獨秀很快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發展思想，深信隻有社會主義道路才是中國唯一正確的選擇。
一、改良主義社會發展觀的緣起和基本思想
鴉片戰爭後，隨著西方列強的入侵，傳統的“中夏外夷”的民族意識被注入了抵禦西方列強侵略的新內容，在思想界逐漸複蘇和強化。尤其是在第二次鴉片戰爭失敗以後，統治階級集團內部的有識之士就已經感覺到這是中國曆史上前所未有的巨大“變局”，自己所遇到的敵人已不是過去的“邊患”，而是一個十分強大且難以對付的競爭對手。於是練海軍，辦工廠，“自強”，“求富”，發起了洋務運動。但是，苦心經營了30多年的洋務事業，卻在甲午之戰中毀於一旦。慘痛失敗下所簽定的屈辱條約無疑是一種巨大的衝擊波，強烈地震撼著國人的心靈，使蔓延已久的“變局”觀念擴大為全民族日益高漲的危機意識。這種覺醒中的民族意識，一方麵因喪師失權、割地賠款的深創巨痛而在社會覆蓋麵上較以往更為廣泛。人心激憤、士氣大昌，使得慷慨愛國之士漸起。關心國事、憂患時局蔚然成風，即使在遠離政治權力中心的社會底層，也是“人心激憤久矣，每言及中東一役，愚父老莫不愴然泣下”。樸素的鄉村民族意識，在逐漸地醞釀、擴散。另一方麵人們對民族命運的認識也比以往遠為深刻。帝國主義迫在眉睫的威脅，造成了思想界空前的屈辱感；中西政治製度和經濟發展的強烈反差，導致了人們深刻的落伍感；這種心理情結同中華民族悠久的曆史文化相撞擊，又激發了國人不甘沉淪的自尊心。這樣，普遍的屈辱感成就了民族意識高漲的心理基礎；痛切的落伍感迫使人們在麵臨外部挑戰時作出民族生存方式的抉擇；民族自尊則導致了這種巨大的精神力量將人們的願望和信念集中在一點——倡揚民族意識，爭取民族自存，從而邁出了要求自我改革的艱難一步。可以說，恥辱激成了自尊，危機蘊含著轉機。於是，各種改良社會的主張便漸次登上了中國的曆史舞台。其中，尤以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嚴複等人的思想影響為大。
由維新派人士康有為、譚嗣同等發起的戊戌變法，雖然以失敗而告終，然而其思想在全社會的散播，卻不是封建專製主義者所能阻止的，他們提出的改良社會的主張，喚起了無數關注中國前途與命運的人們的思考。其主要的觀點大致如下：
第一，倡導社會發展的進化論思想。民族危機誘發了社會危機，社會危機又引發了理論危機，時代與社會都提出了中國向何處去的現實問題。然而，無論是傳統社會的綱常名教，還是半新半舊的道器之辯，都無法承載救亡圖存的時代要求。形勢的發展迫使思想界去探索更加有效的救國理論，在努力發掘傳統文化優秀因子的同時，人們把更多的眼光投向了外部世界。“要救國，隻有維新，要維新，隻有學外國”，成為當時先進思想界的共識。在洶湧而入的西方文化中，通過眾多思想家的篩選，進化論脫穎而出，成為中華民族救亡圖存的理論武器，對近代社會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達爾文在《物種起源》一書中所闡述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生物進化論思想，經其學生赫胥黎在其所著《進化論與倫理學》一書中進一步宣傳後，受到了嚴複的重視。嚴複以《天演論》為書名，將進化論比較完整地介紹到了中國。《天演論》告訴人們：中國已是危機四伏，因為侵略中國的國家，在道德、智力、體力的任一方麵，都比中國強大，根據“優勝劣敗”的進化法則，中國已經到了滅亡的邊緣。同時，《天演論》又告訴人們：中國並不是毫無希望，因為憑借人的努力，可以“與天爭勝”而最終“勝天”，隻要全民族徹底覺悟，發憤變法自強，種族不但可以延續，國家也能繁榮昌盛。生死存亡的權力仍舊操之於我！
《天演論》所介紹的進化學說，是在民族危機深化的曆史背景下出現的一種新型的、成體係的、在當時有利於推動救亡和變革的理論形態，為思想界提供了一種重新觀察世界、民族、社會的觀點和方法。一方麵，進化論的引進和改造具有民族覺醒的意義，它用物競天擇的觀點解釋了民族危機，倡揚了進取自強，從而大幅度地強化了中華民族的自我體認，促進了將民族自尊和向外部世界學習相結合的新型民族精神的發揚；另一方麵，它標誌著思想界思維方式的轉型，曆史進步的觀點為中國思想界所接受。《天演論》的出版，在中國當時的思想界掀起了巨大波瀾，產生了強烈的震撼作用。梁啟超是最早讀到《天演論》譯稿的人，該書還未出版，他就加以宣傳，並根據《天演論》的觀點做文章了。康有為從梁啟超處看到《天演論》譯稿後大為感歎，認為“眼中未見此等人”，“《天演論》為中國西學第一者也”。於是，他根據嚴複《天演論》進一步增補了《孔子改製考》，匠心獨運地把進化論注入中國傳統的“公羊三世說”，對曆史倒退論和曆史循環論做了改造，論證社會由低級向高級不斷發展，祖宗之法必須跟隨時代而不斷變化，這是曆史之必然。他一反中國數千年來“以為文明世界於古時，日趨而日下”的懷古情節，斷然指出“文明世界在於他日，日進而日盛”的文化發展觀。在他多次上皇帝書中，都貫穿了一條以競爭、進化和變革來推動救亡圖存的思路。
第二，主張建立君主立憲的政治模式。康有為以進化論思想為指導，用知識分子所熟悉的語言，先後發表了《新學偽經考》《孔子改製考》以及《諸國變政考》和一係列上皇帝書，形成了他獨特的變法思想體係。其所創立的以“公羊三世說”為構架的曆史進化論，成為政治變革的理論依據。康有為用進化論重新解釋了“三世說”。他指出，自然界的一切事物都處於永恒的發展變化之中，大至宇宙天體，小到花鳥蟲魚，概莫能外。即使人類自身也是曆經千萬年的進化而成，因而人類曆史也是不斷發展的，與此相應的社會政治製度也是隨之而變的。康有為通過中西政治文化、社會曆史的綜合比較，提出了實行君主立憲的政治製度模式。他認為人道進化皆有定位，未至其時則不可強為。因此，政治變革的軌跡必須由“亂世”而“升平”，由“升平”而“大同”，即由君主專製先變為君主立憲，再發展為民主共和。在他看來，這種漸進式的政治發展模式，既可以獲得英、俄等國“保守親下，尊賢尚功，有情必通，有才必用”的效果，又符合堯舜孔孟等古聖先賢的諄諄教誨，是平?君民利益的“升平之善製”。由於君主立憲方案的核心在於建立資產階級性質的議會製度，因此康有為認為欲除中國上下隔塞之壅蔽大病，就要仿照西方，設立議院製度，“臣竊聞東西各國之強，皆以立憲法、開國會之故”。梁啟超也讚賞西方的議會製度，指出：“西人議事與行事分而為二：議事之人有定章之權，而無辦理之權；行事之人有辦理之權，而無定章之權。將辦一事，則議員集而議其可否，既可，乃議其章程，章程草定，付有司行之，有司不能擅易也。若行之而有窒礙者，則以告於議員，議而改之。西人之法度，所以無時不改，每改一次，則其法益密，而其與民益便……是故有一弊之當革，無不知也，有一利之當興，無不聞也。”
第三，追求文化上的中西交融。中西融會、古今貫通，往往是社會曆史發生重大轉型時期所出現的一種思想文化現象。中國文化發展到19世紀後半葉，由於西力東侵、西學東漸所帶來的異質文化的巨大衝擊，使固有文化發生了變異，形成了多元互補、交叉重疊的新格局，揭開了近代文化思想豐富多彩的一頁。戊戌時期思想家們融貫中西的嚐試，就其內容而言，主要表現為在政治上將中國古代的重民思想與西方的議會製度融貫起來，思想上把中國古代樸素的變異觀念與西方近代的進化論融貫起來，宗教上將中國傳統的孔子教化與西方的基督教信仰融貫起來，文化上把中國固有的文化精神與西方的時代精神融貫起來，從而形成雖然很不成熟但又豐富多彩、諸色紛呈的戊戌新文化。在文化學術上進行的融貫中西的嚐試，是當時思想界關注的重點。反思傳統，認同西學，為政治改造創造一個良好的文化環境，既是時代的呼喚，也是變革的要求。康有為將西方的進化論與儒學的“三世說”聯係起來，建立了自己的進化曆史觀——“公羊三世說”；把西方的平等、博愛思想與儒家的仁學理論聯係起來，建立了自然人性論的仁愛哲學；把西方的空想社會主義和儒學的“大同”說相比附，構成了自己的烏托邦理想。梁啟超受西方文藝複興運動的啟發，認為“近世泰西文明，導源於古學複興時代”。他認為吸收新學，複興古學，應該是中國近代文化重鑄的一條出路。因為中國古代的確有一個文化燦爛輝煌的曆史時期，即中國的先秦文明，足以與西方古希臘文明媲美。他說：“我中國於周秦之間，諸子並起，實為東洋思想之淵海，視西方之希臘，有過之而無不及。政治上之思想，藝術上之思想，皆有亭毒六合、包羅萬象之觀。”在他看來，“今之西學，周秦諸子多能道之”。所以，一種新文化的建立，不應該是排它的，而應是古今、新舊、中外文化精華的有機結合和完美統一。但是，這種融合並不是毫無選擇的大雜燴，而是為我所用的批判吸收。他說：“我有耳目，我有心思，生今日文化燦爛之世界，羅列中外古今之學術，坐於堂上而判其曲直，可者取之，否者棄之。”當然，以康有為、梁啟超等為代表的近代學人，對中西文化所作的融會貫通的嚐試，盡管引起了當時學術界的巨大震動，但因其理論的不成熟，加上帝國主義的侵略又排除了文化領域內平等交流的可能性，且在國人中尚存在著一種相當普遍的對西學的逆反心理，因而難於得到思想界的認同，他們的種種努力隻是揭開了近代文化革新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