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政變之後，武漢方麵瞬間陷入了被動，老蔣公然反叛，光是浮皮潦草地開除黨籍自然是無關痛癢，武漢政府要證明自己的合法地位，就必須東征討蔣。但問題是，此時天下未定，孫吳餘部猶存，張奉南下又是氣勢洶洶，如若同室操戈，反為北洋所乘，北伐大業勢必功虧一簣，如此，武漢誠是騎虎難下。南京方麵，李宗仁的態度頗具代表性，基本是得了便宜賣乖，明明南京政府是非法政府，卻又說大敵當前，當共謀抗敵，黨內分歧尚需等到大局已定再行解決——合著寧漢之間不存在合法性問題，隻存在黨內分歧。李宗仁這就叫打一打，揉三揉，讓你哭笑不得，避重就輕，轉移話題，將政府的合法性問題轉移到黨內分歧之上，又以北伐的大局來壓寧漢分立的小局，到最後，南京方麵把理都占了，如果武漢強行出兵，倒成了武漢的不是。恰好此時的軍事態勢有利於南京一方，確實是大敵當前，武漢方麵也少不得強壓怒火，按照南京方麵的意見，分道北伐。
這種局麵對於中共而言著實是極為不利，馬克思主義哲學說，矛盾是會轉化的，此時的主要矛盾寧漢對立對於中共尚屬有利，問題是，主要矛盾會一直是寧漢對立嗎？汪精衛跟中共的友好能維持多久，而兩湖的主要軍事支柱唐生智又能將紅旗打多久呢？畢竟，武漢要和南京對抗，並非一定需要中共的參與，聯合中共當然可以，但是將中共排除在外，當然同樣可以，因此，此時的中共，命運已經不由自己掌控。掌控中共命運的，一是左派，二是兩湖軍人，再具體一點，則是汪精衛和唐生智，於中共而言，最重要的自然是處理好與這二者的關係。
自打胡漢民在刺廖案後牽連下台之後，汪精衛就成了國民黨黨內第一人。但是，汪精衛這個老大當得極為不順心，最重要的原因，是蘇聯高層對其缺乏應有的信任。在孫中山去世後，汪精衛就以左派領袖的麵目示人，動輒高喊國共團結，對右派的打擊也不遺餘力，滿以為如此表現能夠贏得蘇聯的友誼，未曾想，他與蘇聯的友誼僅僅是跟蘇聯的顧問的友誼，而與蘇聯高層，對不起，欠奉。最典型的就是中山艦事件，老蔣神經過敏以至出現排共一事，汪精衛滿以為這次可算抓著了蔣介石的小辮子，隻要蘇聯發話，就能讓其死無葬身之地，沒想到的是，他這樣鞍前馬後地效勞，馬屁卻拍到了馬蹄上，斯大林的最高指示偏袒老蔣，息事寧人，反倒讓反蔣甚烈的汪精衛裏外不是人，汪精衛深恐老蔣報複，選擇了出國避禍。經此一事，汪精衛想必對蘇聯也有些寒心，此次回國雖然依然高唱國共團結的高調，但是調門顯然也沒那麼高了，畢竟，誰願意熱臉貼人冷屁股呢？
汪精衛此次趁著武漢反蔣氣氛達到高潮之時回國，當然是指著萬一蔣介石輕舉妄動，自己就能在蘇聯的支持下搞掉老蔣。不過，悲哀的是，老蔣動倒是動了，蘇聯卻依然沒把信任票投給汪精衛。在蘇聯給共產國際顧問魯易的一份電報中，居然說要自組工農革命軍，改組國民黨中央執委會，沒收地主土地，組織軍事法庭審判反動軍官，明擺著就是要中共脫離左派單幹了，這份電報當然事屬機密，但問題是，魯易居然就把這份電報給汪精衛看了。汪精衛此時的心境可想而知，他一心尋求蘇聯的友誼，不離不棄，但是在這樣的關鍵時刻，蘇聯卻給他玩了這麼一出，是可忍孰不可忍！是佛也有三分火啊！
汪精衛這樣一個左派領袖，就這樣在蘇聯及其顧問的完美配合之下，被活生生逼到了對立麵，而要倒黴的，自然是可憐的中共黨員。倒也罷了，更大的麻煩是，武漢方麵的軍人也已不穩，而問題則出在中共如火如荼的農民運動之上。當時的唐生智部下，大多是兩湖的當地人士，而中下級軍官又都是中小地主出身，中共在農村沒收土地，批鬥地主，當然觸犯了他們的利益，再加上當時中共社會基礎尚顯薄弱，麵又鋪得太開，農會之中難免魚龍混雜，對軍官家屬也就難免有些非禮行為，如此自然更激化了與兩湖軍人的矛盾。說到根上，階級屬性不同，利益屬性也就不同，而當時作為貧下中農、無產階級代言者的中共，一旦施行其政綱，難免就與階級屬性不同的兩湖軍人有所衝突，這也是自然之事。
於是，不論是汪精衛還是唐生智，都在各種因素的作用下下定決心分共，6月5日，蘇聯顧問鮑羅廷被汪精衛驅逐出境，而江西的朱培德也禮送中共出境。如此，武漢的分共也宣告拉開序幕，國共即將全麵拆夥。分共歸分共，對立歸對立，汪精衛當然不願受製於蔣介石，武漢和南京哪個才是合法政府，當然還得說道說道，尤其是寧漢雙方會師隴海線，初步解決北洋方麵的威脅之後，這個問題更是被擺上了台麵。兵馬未動，政治先行，外交戰自然還得先打一打，而此時的外交核心當然不再是態度已明的李宗仁，而成了馮玉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