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6日，大橋監獄的牢房中迎來了數位日本憲兵軍官。他們讓包括我在內的八個外國人去憲兵隊部。我們按照吩咐，來到了憲兵隊部。他們對我們說，要把我們送到位於江灣的一處監獄。在那裏，日本人將會以從事間諜活動為由，對我們進行軍事審判。除了我和俄國人契斯諾可夫外，其餘的六個外國人全是英國人。
在出發前，我們每個人都理了頭發，刮了胡子。給我們理發的理發師是日本憲兵叫來的。之後，一輛無篷卡車把我們拉到了江灣。
江灣監獄是一幢很大的房子。它是新修建起來的，位於公路旁邊，離新上海市政府很近。這所新的上海市政府在中國軍隊退出上海後，就被日本軍隊接收了。江灣監獄有大量長約十英尺，寬約五英尺的牢房，而且每間牢房都非常堅固。牢房的門高約四英尺，門下麵有一個專門用來傳送食物的長方形的洞。
每一間牢房都有一個距離地麵約六英尺高的狹小的窗戶。馬桶仍然被擺在牢房的一個角落裏，每周清洗一次。牢房的牆壁上塗了一層水泥，但水泥尚未完全幹透，地麵上鋪了木質地板。與大橋監獄的牢房一樣，這裏的牢房同樣沒有暖氣設備，因此到了夜裏，同樣冷得讓人難以忍受。
每天早上，看守都會把我們放出來，讓我們去院子另一端的盥洗室洗漱。在盥洗室裏，我們每個人都能獲得一把牙刷。不過，日本人規定，我們每個人必須使用自己的牙刷，不能用別人的，而且還規定牙刷必須掛在盥洗室的鉤子上，不得帶回牢房。在每一個鉤子的旁邊，都釘著一個木牌，上麵用日文寫著我們的名字。不過，我們根本不認識這些日文，以致總是找不到自己的牙刷。除此之外，日本人還禁止我們在盥洗室談話。這些因素導致我們對前往盥洗室洗漱不再感興趣。
盡管被禁止交談，但是隻有去盥洗室，所有被囚者才能聚在一起。除此之外，大家要聚在一起，就要等到去院子裏參加集體活動的時候。不過，這種活動每隔一段時間才會進行一次，而且還會受到全副武裝的日本兵的監視。與大橋監獄相似的是，我們被禁止閱讀書刊雜誌，同時還被禁止接收朋友們送來的任何藥品。有一些東西，大橋監獄的日本看守允許我們攜帶，不過它們在江灣監獄就不被允許了。
來到江灣監獄後，我的腳痛更加嚴重了。在我看來，天氣太冷是這種狀況出現的原因。上海一年最冷的時期，莫過於陽曆三月了。
越來越嚴重的腳痛使得我經常要求日本憲兵派醫生來為我治療。可日本鬼子總是對我的要求不予理睬。後來，日本鬼子總算做出了反應。那時我的腳已經腫得極其嚴重了，它變成了紫色，整整比平時大兩倍，以致我無法穿鞋，也無法走出牢房。
一名英國籍的被囚者也得了腳痛病，他也像我一樣，經常向日本憲兵訴苦。前麵提到過的那個英國人，由於脖子上的瘡仍然非常嚴重，所以隻好繼續把腦袋歪在肩膀上。
在我能夠像其他被囚者那樣到院子裏活動的時候，我獲得了一個與別人談話的機會。那個人是一位上了年紀的英國人。他認為自己有生之年根本無法離開監獄，所以極度失望。不過，他對我充滿了信心，認為我一定能夠離開。於是，他囑托我幫他做一件事。
他對我說：“請你給澳大利亞的某家銀行寫一封信，讓他們在此次戰爭結束後，把我的全部存款都給我小女兒，她住在上海法租界內。”
他說的那筆存款數目龐大，而且還是英鎊，因此著實嚇了我一大跳。後來，我向一些年輕的新聞記者講述此事時，他們全都想得到這位年輕小姐的通訊地址。
在夥食方麵，江灣監獄要強於大橋監獄。在大橋監獄時，我們每天隻有一碗米飯吃。而在江灣監獄，除了米飯，我們還能吃到一碗海帶。起初大家都非常喜歡吃海帶，不過後來就沒有人願意吃了。
我們的飯菜是大卡車從十幾英裏以外的市區送來的。因此，當我們得到飯菜時，飯菜已經變得又冷又硬。再加上身體越來越衰弱，所以我很難吃得下去。我身體衰弱，與日本醫生的治療有很大關係。在我無法穿鞋很久後，日本鬼子終於找來一名醫生為我治療。那名醫生仔細地檢查了一下我的腳，然後在此後的兩個星期裏，每天都會給我打一針。這樣的治療，非但沒有讓我的病情有所好轉，反而使我的身體越來越虛弱。在無法吃任何東西時，我隻能靠喝一點兒日本鬼子送來的茶維持生命。
有一天，我躺在地板上，目光沿著牢門下麵那個長方形的門洞向外望去。就在這個時候，我看到走廊對麵的一扇門上有動靜：大批日本“危險思想”分子中的一個囚犯小心翼翼地拉開了門洞的小門，一邊將手指放進嘴裏，一邊向我點頭示意。我知道，大約有50名日本囚犯被關押在那間牢房裏。他們已經察覺，日本看守給我送來飯後，我一口都不動，最後飯總是被日本看守帶走。因此，那個日本囚犯的意圖，我立刻就明白了。他希望我把飯菜給他們吃。此後，那個哨兵就成為了我觀察的對象。每當他巡邏到走廊拐角處時，我就會盡力將裝有飯菜的鋁飯盒向走廊推去。之後，那個日本囚犯就會伸手把飯盒向他的牢房拉去，接著他就與牢房內的其他人把飯盒裏的飯菜吃光。吃完後，他們趁哨兵不注意，把飯盒扔到我的牢門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