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禁止被囚者交談和閱讀。於是，我就經常寫一些沒有結尾的詩句來打發時間。每次開頭總是這樣的：
我雖然是一個日本人，
卻非常精明。
悄無聲息地溜進珍珠港，
把美國的艦艇炸沉。
偷偷地渡海來到中國，
占領上海和香港。
英國人和美國人睡得正香，
扒光他們所有人的衣服。
我的詩寫得越來越差勁，以致後來寫出來的東西根本無法發表。不過，在抵達新加坡、緬甸、雅加達之前，它們仍然帶給我很多幫助，使我將腳部的疼痛遺忘。每天夜深之後，我躺在牢房裏，在無際的黑暗中靜靜地聆聽那座老式的時鍾敲打。每隔一個小時或半個小時，它就會敲打一次。我從未放棄重獲自由的信念，這種心態與美國人和菲律賓人在柯瑞幾達和巴丹時完全一樣。而且每次合上雙眼，我就仿佛看到美國的船艦已經駛來，飛機已經飛來。不過，這一切並無法掩飾我的健康惡化得越來越快的事實。死亡開始出現在我的頭腦中。我不停地想著祈禱詞，並祈禱上帝能夠幫助身在美國、正為我的安全擔憂的夫人和孩子。同時，我也希望自己能夠返回美國，我一直打算寫一部書，我希望自己回到美國後就開始動筆。有一件事我是無論如何也不會想到的，那就是我在美國的親友一直在四處奔走，他們希望美日交換人員的名單中有我的名字。一位在我即將離開大橋監獄前被捕的中國籍被囚者對我說，他看過一篇報道，稱日本人已經以間諜罪處死了我和維克特·凱恩。
一天，我所在的牢房迎來了一名日本憲兵軍官。他堅持讓我寫一封信，在信中稱自己“健康情況良好”。我不知道他為什麼會提出這樣的要求。其實事情是這樣的：瑞士駐上海總領事向日本人提出到大橋監獄來探望我的要求。日本鬼子拒絕了這一要求，不過為了避開這項正麵的外交問題，他們打算讓我寫一封自己“健康狀況良好”的信敷衍了事。我認為日本鬼子對美式英語不太精通，就寫了一封暗示自己健康狀況非常糟糕的信交給了他們。可是，讓我始料不及的是，他們竟然有精通美式英語的專家顧問，因此他們知道了我的真實意圖，就一而再再而三地把信退給我，讓我重新寫。如此折磨了六七次之後，他們被我徹底惹怒了，便威脅我說，如果我再不按照他們的意思把信寫好，他們就要給我點兒顏色看看。
當我被送到上海市立醫院後，我見到了那位瑞士總領事。他對我說，雖然收到了我的“健康狀況良好”的信，但由於這封信被日本鬼子拖延了太長時間，所以他就懷疑我的健康狀況存在很大問題。當然，這是後話了。
一天早上，一個日本憲兵軍官來到牢房，察看我的健康狀況。當時我的身體極其虛弱，已經快不省人事了，隻會含糊不清地說：“送我去醫院。”可是，他們並沒有那樣做。直到我徹底失去被送到醫院接受治療的希望，被痛苦折磨得不想繼續活下去時，我才迷迷糊糊地聽到牢房門被打開的聲音。我向走廊上望去，情不自禁地激動起來，因為我看到那裏站著兩個日本兵，他們還抬著一副擔架。一個日本軍醫跟隨那兩名日本兵進入牢房，他在我的胳膊上打了一針，然後說：“送你去醫院。”說完後就轉身離開了。兩名日本兵把我搬到擔架上，之後抬著我向外走去。當穿過漆黑的走廊，來到陽光明媚的院子裏時，我使出全身的力氣，側起身，使腦袋偏向一側。隨後，我看到了市立醫院的救護車停在院子裏，《紐約先鋒論壇報》的維克特·凱恩這個我在新聞界裏的老搭檔和加德納醫生站在車門旁邊。那時，我感到異常驚喜。維克特·凱恩和加德納醫生人仔仔細細地打量了我很久，好像是在確認這個病人是不是鮑威爾。來到市立醫院後，加德納醫生仔細地檢查了一下我的身體。之後，他笑著對我說，我與第一次長時間絕食後的印度聖雄甘地十分相似。可是，我告訴他，甘地的情形比我好多了，甘地還有羊奶和葡萄汁喝，而我卻什麼也喝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