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坐著救護車從江灣監獄趕到醫院時，有一位日本軍官一直陪伴著我。法國聖芳濟會的護士海倫嬤嬤是醫院的負責人。見過她以後，這個日本人就一直守在我的病房門口。如果沒有日本軍方的正式批準，任何人都別想進入我的房間。後來，海倫嬤嬤趁著那個日本軍官不注意，悄悄地對我說，日本軍官命令她，除了我的記者同事維克特·凱恩和我的私人醫生W.H.加德納博士外，禁止任何人進入我的房間。維克特·凱恩和加德納博士雖然能夠進入我的房間，但他們兩個人都受到了日本人的警告。日本人稱，如果他們向任何人透露我的位置和健康狀況，那麼他們就會受到嚴厲的懲罰。加德納博士還對我說，我已經被槍決的消息經常被人們談論。
醫生要將我的身體治愈，首先要決定如何治療我的雙腳。一種叫“壞疽”的病使我的雙腳腫得非常厲害，它們已經達到了正常尺寸的兩倍，而且已經變黑。通常來說，遇到這種情況，醫生都會從患者的腳踝部位截肢。我不知道醫生們如何對待我的雙腳，但他們在走廊上討論這種方案的聲音傳入了我的耳中。
雙腳給我帶來了劇烈的疼痛，這種痛苦已經讓我無法忍受了。為了稍微減輕一些痛苦，我隻能把雙腳抬到比心髒更高的位置。恐怕隻有鋸掉它們，我才能不再感到疼痛。想到這一點，我就更加痛苦了。在那種情況下，回到家裏與我的親友相聚的畫麵不斷地在我的頭腦中出現。
最後，醫生們對我的病情進行了會診。他們各抒己見，每個人都談了是否有必要做手術，以及做手術的好處和壞處。一個名叫蘭森的英國大夫，為了尋找與我相似的病例，花了幾個小時，翻遍了中國醫院和蘇聯醫院的病例。他發現，在眾多嚴重程度不同的案例中，有很多患者因為沒有重視疾病，最後導致疾病擴散到手臂和大腿上。而這類病例就是最棘手的。
醫生們通過另外一次討論，提出了一種新的治療方案：通過人工方式補充我身體缺失的元素，促使身體機能逐步得到恢複，從而克服病毒的感染。這個方案成為了醫生們最能接受的方案。不過，這種治療需要每天都將壞死的組織和受感染的骨骼清理掉，裝上新的組織和骨骼，沒有一段漫長的時間是無法完成的，而且讓人充滿了痛苦。醫生在為我裝卸骨頭和腳趾的過程中，會產生劇烈的疼痛。為了避免這種痛苦，所以在治療前，通常還要注射嗎啡。最終，我雙腳的前端被清理掉了，無法行走甚至無法保持平衡。我隻希望有一種設計獨特的鞋，能讓我像正常人那樣站立和行走。進入紐約長老會醫療中心後，我的感染才得到有效的治療。傑羅姆·P.韋伯斯特和弗蘭克·L.米蘭尼兩位醫生在北平的洛克菲勒學院從業三年，積累了大量寶貴的經驗，他們為我做了很多次整形和皮膚移植手術。我能夠奇跡般地康複，完全是靠他們高超的醫術和優質的護理服務。需要說明的是，在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我已經在執行我的減肥計劃了。
一天，一個意大利病人也被送進了我住的那家醫院。我從一個中國人口中得知，那個意大利人很有來頭，是意大利海軍高級軍官。抵達醫院後幾個小時，這位海軍高級軍官就來找我，向我講述了一個神奇的故事。
他曾是一名海軍軍官，退休後擔任意大利輪船“維迪”號的船長。在戰爭開始後不久，他的船來到上海港口，當時船上大約有350名意大利軍官和船員。他與這些人被困在上海，看不到回家的希望。後來，日本人把他帶走了。
他說，他被帶走時，戰爭已經開始一個月了，日本人之所以帶走他，是打算讓他幫忙把一艘同樣被困在上海的南斯拉夫籍巨型輪船運回日本。日本人希望能盡快把船運回國，以便能把軍隊運送到南海。在戰爭爆發時，那艘船上的船員就已經逃之夭夭了，日本人無法駕馭它，也找不到其他人來駕馭它。“維迪”號的船長於是召集二十多個手下的船員，駕駛著這艘南斯拉夫籍輪船，向日本方向駛去。出發後，這艘大船一直順利地向前行駛，不過剛到神戶港，它就遇到了麻煩，船體就意外地發生了爆炸，而且慢慢地向下沉。船上的船員有一半當場殞命，不過船長幸運地逃過一劫，落入到大海中。原來，有一艘美國的潛水艇發射了一枚魚雷，引起了輪船船體爆炸。顯而易見，那艘美國潛水艇早就埋伏在日本的港口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