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合馬在國家多事、急需用錢的情況下，在社會經濟能承受的範圍內保證了國家的必要收入。阿合馬當政時期，鈔幣的發行也較正常，通貨膨脹在這時尚處於溫和階段。理財措施主要是整頓和增加鹽、茶、商、酒、醋等課稅收入；對各地賬籍進行“理算”，追征欺隱、逋欠財賦。阿合馬理算的對象，本當是侵吞中飽的貪官和隱產逃賦的富豪，但往往流毒民間。1282年春，忽必烈和真金太子動身赴上都度暑以後，元廷內一批高級官僚以太子之名，擊殺奉命留守大都的阿合馬，大都城中彈冠相慶，燕京酒市三日不空。
皇太子真金改組中書省，改革吏治，汰廢冗官，但是很快國家經濟和財政陷入崩潰。桑哥推薦的漢人盧世榮開始主持財政。真金集團對盧世榮曾多有掣肘之處，盧世榮很快被忽必烈誅殺。盧世榮罷廢以後，通貨膨脹持續不下，經濟和財政改革勢在必行。
真金因為與忽必烈在繼位問題上失和，憂懼而死。漢人儒臣對朝政影響更為微弱。為挽救財政的惡化，忽必烈以藏人桑哥為平章政事主持財政，複置尚書省，並將六部及天下行省從中書省劃歸尚書省統轄。桑哥開浚會通河以利漕糧北運，增加鹽、茶、酒、醋的稅額，主持發行至元鈔以救鈔製之混亂，元政府印鈔數量基本上被控製在每年50萬錠左右。理財措施在穩定國家財政方麵立見成效，經濟和財政的穩定發展維持數十年之久。
忽必烈晚年主要憑借政治經驗和手腕，使蒙古色目大臣和漢、南人朝臣之間互為製約，保持平衡，以此維持朝政。1291年，忽必烈被迫誅殺桑哥，誅死詔下達之前，忽必烈還向他詢問治國理財的人選。不久，元廷廢尚書省，歸政中書省。
4.變局頻頻
蒙古人發揮出驚人的軍事才能，向外四處擴張，締造了一個空前龐大的帝國。
蒙古以遊牧民族入主中國，所憑借的是強大的武力。統一全國後，元室唯恐漢人不服，遂施行高壓的統治。元朝把全國人民強分民族等級，分別是蒙古人、色目人(包括西域、中亞各族和西夏人)、漢人(包括北方漢人、契丹人、女真人)、南人(南宋境內的漢人)四等。任命中央和地方高級官吏時，必須由蒙古人或色目人擔任，漢人最多隻能做到副職。在法律上，蒙古人無故殺死漢人、南人，隻是罰錢了事；漢人或南人殺死蒙古人，會受到滅族的處罰。為了加強對漢人的防範，又立裏甲製，以20家為一甲，蒙古人擔任“甲主”，負責監視全甲居民，蒙古統治者在全國各地置兵駐防。蒙古法律明文規定禁止漢人和南人打造、私藏武器，不得打獵、聚眾集會、習武，無公事不得夜行。
當時社會的職業有官、吏、僧、道、醫、工、獵、娼、儒、丐十等，儒生的地位僅在乞丐之上。這是因為蒙古人鑒於漢族傳統儒生地位高、影響大，難以管理，隻能壓製其社會地位來實現對其的統治。
元朝中央政府的軍政機構主要由中書省、樞密院、禦史台構成。中書省領六部，主持全國政務，樞密院執掌軍事，禦史台負責督察。地方行政機構，分別為行省、路、府、州、縣。行省是朝廷委派重臣分疆守土，即行使中書省職權的簡稱，逐漸由中央臨時派出機構轉為地方常設的最高行政機構。元朝在全國設有中書省直轄的腹裏以及嶺北、遼陽、河南、陝西、四川、雲南、甘肅、江浙、江西、湖廣等十個行省。行省權力很大，統轄路、府、州、縣的政務，錢糧、兵甲、屯種、漕運、軍事等，至此，地方行政製度演化為行省製度是自秦漢以來中央集權製度的一次重大發展。
蒙古用殘酷的殺戮來鎮壓漢人的反抗，與其統治相終始。隨著蒙古貴族日益腐敗，各地民變發展到不可遏止的地步。1344年，黃河大決口，600公裏狹長地帶上的村莊全部淹沒。河水泛濫導致10萬以上饑民無處求食，僅山東、河北地區，就有300餘起農民暴動。
元代經濟在生產技術、墾田麵積、糧食產量、水利興修以及棉花的廣泛種植等方麵都超過了宋代。建築方麵，元代再次出現大規模建築群，其中元大都的建設可為典範。大都為元首都，即今天的北京，是13～14世紀世界上最宏偉壯麗的城市。元代在詞和民間通俗文學的基礎上，發展出元曲，它包括散曲和雜劇兩種。元朝雜劇成就極其輝煌，優秀的戲曲作家關漢卿、王實甫、馬致遠、白樸，並稱為元曲“四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