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初年糧政新措施實行的結果，使“輸納不益於前，而賑糶幾倍於舊”，並在乾隆七-八年兩江、直隸大災的賑濟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不久之後，即發現了新的問題：糧價上漲（可見追求“平價供應”，也是政府政策的目標之一）。經過各省督撫彙議，發現問題的症結正在：官府是否需要儲存這麼多的糧食，和實施這樣的“福利主義”？政府究竟應在社會經濟事務中充當一個什麼樣的角色？乾隆十三年，高宗下結論說：“朕既知初意之失，不可不為改弦之圖”，終於認識到，“以君養民則不足，使民自養則有餘，誠不易之論”；“大概市井之事，當聽民間自為流通；一經官辦，本求有益於民，而奉行未協，轉多扞格”；“若概欲官為經理，勢必有所難行”。
乾隆初年的糧政努力，把清人的理想追求推到了一個高峰，也把政府對社會經濟的幹預推到了一個空前的高度。它雖未曾取消民間市場行為，卻無異於把它置於某種控製之下，希望主要依賴政府組織本身的能力，來一舉解決賑災、濟貧、吃飯等全部糧食問題。這顯然構成了近幾百年中國曆史中的一件大事，而相形之下，隻有二十世紀的有關努力能夠與之相比。
斯科特《國家的視角》的主旨，即要表明現代國家的那些出於良好用意而設計的項目，為什麼導致了那麼多的“失敗”和“悲劇”？從這種角度看來，乾隆時期的上述努力，豈不是一個很好的例證？
也許，缺乏對今天的深刻了解就不可能更深入地了解古人，反之，十八世紀的糧政事件也能使我們更好地理解二十世紀（特別是最後二十五年）的相關問題。
八、議改土地製度
乾隆初年，在政府權力擴張和追求新的努力目標之時，出現了對於土地製度和租佃製度的重大討論，這可能也不是偶然的。
田製問題是中國最古老的問題之一。盡管從宋代以來政府已很少幹預和更改田製。清代初年，黃宗羲等主張恢複井田，說：屯田之行，“知井田之必可複”；李塨主張“可井則井，難則均田，又難則限田”，並著重研究了從地主手中“收田”的具體方法等問題。但似乎未能對實際政治發生直接影響。倒是滿人在占領遼東以後，曾經計口分田（一男均給六晌），且對內地“富人多占土地”，窮人“沒有土地”，“乞食身無一物”的現象頗有指摘。
雍正年間，政府曾在旗地上設立井田。乾隆初年，禦史薛馧奏請限田額，王大臣等提出不同意見，說：
“……（限田之說）本之漢儒，而審時度勢，萬不可行。蓋井田既廢已久，田不在官而在民，民之貧富不可強而同。新莽以天下田為王田，禁民不得賣買，遂致民困思亂。西晉以降有行之者，而廢壞相踵。他如柴世宗、宋太宗皆欲行均田之法，而田卒未嚐均。凡此言之而不果，行之而不能久者，皆不得據為施行之證。故黃義剛問限田於蘇軾，而軾以為戲論。前人豈無複古之意？正之奪富予貧為拂人情而違土俗，莫若聽民自便之為得也。”
並指出實行限田的實際困難：
“況我朝承平日久，戶口殷繁，州縣田畝俱有定數，如江、浙等省地狹人稠，必令人各五十畝，安得如許之田？即川、陝等省似乎土滿，而以人計地，亦不能各足五十畝。是以薛馧亦知均田之難，而但欲禁富民增置，令貧民各置五十畝之數。此無論田多之人花名詭寄，諸弊叢生，即使富者果皆奉法無違，而現在貧民未有置產之資，反失佃種之業，轉致失所，勢有必然，……為害甚大，決不可行。”
有了二十世紀以來的經驗，我們可以知道，土地製度的改變是一件多麼艱巨的事情，而僅就限田而言，實行起來也確有很多問題難以解決。但高宗對王大臣等意見，並不以為然，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