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朕念切求言，若因此加以處分，恐阻人進言之路；且伊所敷陳者，尚有直贛之氣、近理之語，……使此等之言，時聞朕耳，以補朕之遺忘，亦未為不可，……”
對改變田製的議論，不但不願處治，言下之意還頗為嘉許。因此在這之後，仍不斷有議論田製的意見出現。直至乾隆八年，漕運總督顧琮奏請實行限田，“以均貧富，與用事大臣爭於上前，無所撓挫”，高宗諭：
“朕深知此事，名雖正而難行，即去年盛安均田之說也。因示諭雲：爾以三十頃為限，……已至三十頃者，分之兄弟子孫，則每人名下不過數頃，未嚐不可置買。何損於富戶，何益於貧民？……今輾轉思維，即使限田之法，地方官勉強奉行，究於貧民無補，是不但無益而且有累也。……此事著停止，並令各督撫知之。”
“名雖正而難行”一語，正道出了高宗的矛盾心情。於是也就像其他的眾多問題一樣，把它擱置、留給了後人。
其後湖南巡撫楊錫紱談到這一問題說，米貴民貧，原因之一在“田歸富民”，為求解決則“非均田不可”，但均田“行之開創之初，尚虞紛擾，今累葉承平之時，更難施行”。表明清人仍把均田作為一種“理想”，但從此清代田製的討論也就轉移到了其他一些方麵，如租佃製度等。
比較而言，二十世紀就儼然是一個“土地製度變革”的世紀。從孫中山的“耕者有其田”，到共產黨的“土地改革”，再到“集體化”，和其後的“包產到戶”，於二百年後，終於實現了傳統的“田製”理想。在那以後也終於發現，田是否一定要“均”，“均田”之後能否即實現農業的成長，以及土地的“出讓”（租佃）、“轉移”（買賣）等一係列的問題。
九、幹預租佃關係
康熙年間，政府屢次蠲免田賦，也屢令田主照蠲免分數免征佃戶田租。雍正十三年，高宗於免除曆年積欠錢糧之時，再次“勸減佃租”：
“（蠲免積欠，佃戶未被恩澤）若欲照所蠲之數，履畝除租，繩以官法，則勢有不能，徒滋紛擾。……近聞江南已有向義樂輸之業戶，情願蠲免佃戶之租者，……朕實嘉悅。其令所在有司，善為勸諭各業戶，酌量減彼佃戶之租，不必限定分數，……”
乾隆五年議定，旗地“若並未欠租而莊頭土豪無故增租奪佃者，審實治罪”。同年，河南巡撫雅爾圖請定豫省交租之例，改為按受災分數減租，得旨允行。尋因禦史陳其凝奏，官為立法，強以必從，則挾製爭奪，必滋擾累。議定仍照雍正十三年諭旨，實力奉行。無疑問的，在所有政策製訂中都存在著一個可行性問題，特別是對那些要在廣大地區長時期中長期實施的政策來說，這一問題就更為突出。
乾隆十三年，高宗閱《山東通誌》內載聖祖希望山東有身家者“減輕田租”、“贍養佃戶”諭旨時，又提起這一問題，諭：
“今朕省方問俗，親見民情風土，歲偶不登，閭閻即無所恃，……揆厥所由，實緣有身家者，不能贍養佃戶。……夫睦嫻任恤，自古為重，利豈專在貧乏，富戶均受益焉，……何如有無相資，使農民不肯輕去其鄉，即水旱無虞大困。……”
似已超出了前述蠲免的範圍，而提倡一般性的減收田租。是年，雍正五年所定“田主苛虐佃戶及佃戶欺慢田主之例”，也終於修訂完成。從此追討欠租就變成了政府的責任，用斯科特的話來說，目的就是實現國家的“直接統治”。同一時期，民間租佃關係也有所調整，地租實收率不斷下降（大約下降了二十個百分點），租佃製度得以修訂。
康熙年間黃六鴻曾說，“有司誠能愛民”，應“視四境之土田，如己之莊產，四境之農夫，如己之傭佃”。這種把所有田產、農夫都視為國家之產、國家之佃，以及讓政府積極承擔更多責任的想法，正是在乾隆初年得到了高度的發揮，並在土地與租佃製度的討論中得到充分的顯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