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大約在這個時候，清華大學教授林徽因、莫宗江提出了一個國徽圖案，被要求修改並參加複選。經過清華大學教授鄧以蟄、工遜、高莊、梁思成的協助。10月23日提出修改方案，寫出說明書：“擬製國徽圖案以一個璧（或瑗）為主體；以國名、五星、齒輪、嘉禾為主要題材；以紅綬穿瑗的結襯托而成圖案的整體。……璧是我國古代最隆重的禮器，周禮‘：以蒼璧禮天’。說文‘：瑗，大孔璧也。’這個璧是大孔的，所以也可以說是一個瑗。荀子大略篇說：‘召人以瑗’；以瑗召全國人民，象征統一。璧或瑗都是玉製的，玉性溫和，象征和平。……大小五顆金星是采用國旗上的五星，金色齒輪代表工，金色嘉禾代表農。”
中央美術學院的專家後來又提出一個仿政協會徽形式而以天安門為主要內容的國徽圖案。這個方案與上述兩個方案於1950年6月10日送到第一屆全國政協第五次常務委員會討論。政協常委會對這3個方案均不滿意，但對國徽圖案中采用天安門表示肯定，決定以天安門為主要內容之一設計國徽。
馬敘倫、沈雁冰在1950年6月21日寫出的《國徽審查組報告》中，對6月10日的這次會議有明確記載：“計得有仿政協會徽擬製的五個圖案，亦仿會徽形式而以天安門為主要內容的一個圖案，另有以民族形式擬製的兩個圖案，一並送請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審定。經常委會認為均未恰當，指示以第二種方式為主，加以修正，另製圖案。”之所以否定第一種方案，當時主要認為該方案天安門色彩鮮豔、寫實，形象是斜透視的。
6月11日，國徽組召開會議，對中央美術學院的專家提出的“仿會徽形式而以天安門為主要內容”的圖案進行討論。張奚若介紹道：“昨天我參加第五次常務會議，感覺天安門這個圖式中的屋簷陰影可用綠色，房子是一種斜紋式，但是有人批評它像日本房子，似乎有點像唐朝的建築物，……後來我與周總理談過後，認為采取上述圖樣房子是必須加以修改的。”
梁思成發言：“我覺得一個國徽並非是一張圖畫，亦不是畫一個萬裏長城、天安門等圖式便算完事。……而天安門西洋人能畫出，中國人亦能畫出來的，故這些畫家所繪出來的都相同。然而並非真正表現出中華民族精神，采取用天安門式不是一種最好的方法，最好的是要用傳統精神或象征東西來表現的，同時在圖案處理上感覺有點不滿意，看起來好像一個商標，顏色太熱鬧庸俗，沒有莊嚴的色彩。”
張奚若、沈雁冰提出不同意見，認為天安門代表了五四運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最後，這次會議原則上通過國徽采用天安門圖形。此後，清華大學營建係與中央美術學院的專家們又開始了新一輪的設計競賽。
6月15日，張仃拿出其新設計的由張光宇、周令釗提供技術意見，曹肇基助理繪圖的國徽圖案，並寫出說明書：“1紅色齒輪，金色嘉禾，象征工農聯盟；齒輪上方，置五角金星，象征工人階級政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2齒輪嘉禾下方結以紅帶，象征全國人民大團結，國家富強康樂。3天安門——富有革命曆史意義的代表性建築物，是我五千年文化，偉大、堅強、英雄祖國的象征。”
說明書中還附上一份設計人意見書，針對梁思成的觀點提出意見，摘錄如下：
第一，關於主題處理問題。梁先生認為：天安門為一建築物，不宜作為國徽中構成物，圖式化有困難，宜力避畫成一張風景畫片，要變成次要裝飾。設計人認為：齒輪、嘉禾、天安門，均為圖案主要構成部分，尤宜以天安門為主體，即使畫成風景畫亦無妨……不能因形式而害主題。
第二，關於寫實手法問題。梁先生認為：國徽造型最好更富圖式化、裝飾風，寫實易於庸俗。設計人認為：自然形態的事物，必須經過加工才能變成藝術品。但加工過分或不適當，不但沒有強調自然事物的本質，反而改變了它的麵貌……
第三，關於繼承美術曆史傳統問題。梁先生認為：國徽圖案應繼承美術上曆史傳統，多采用民族形式。設計人認為：梁先生精神是好的，但繼承美術上曆史傳統，應該是有批判的。我們應該承繼能服務人民的部分，批判反人民的部分……
第四，關於色彩運用問題。北京朱牆、黃瓦、青天，為世界都城中獨有之風貌，莊嚴華麗，故草案中色彩，主要采用朱、金（同黃）、青三色，此亦為中國民族色彩。但一般知識分子因受資本主義教育，或受近世文人畫影響，多厭此對比強烈色彩，認為“不雅”，實則文人畫未發展之前，國畫一向重金、朱，敦煌唐畫，再早漢畫，均是如此。更重要的是廣大人民，至今仍熱愛此豐富強烈的色彩，……倘一味強調“調和”，適應書齋趣味，一經高懸，則黯然無光，因之不能使國徽產生壯麗堂皇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