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以此判斷，淶源、靈丘為敵必爭之地。恒山山脈必為敵軍奪取冀、察、晉三省之戰略中樞。友軍各軍均失銳氣，不可能在現陣地根本破壞敵人的戰略計劃。
毛澤東指出：“紅軍此時是支隊性質，不起決戰的決定作用。但如部署得當，能起在華北（主要在山西）支持遊擊戰爭的決定作用。”“過去決定紅軍全部在恒山山脈創造遊擊根據地的計劃，在上述敵我情況下，已根本上不適用了。此時如依原計劃執行，將全部處於敵之戰略大迂回中，即使第二步撤向太行山脈，亦在其大迂回中（設想敵占太原之情況下），將完全陷入被動地位。”
“依上述情況及判斷，為戰略上展開於機動地位，即展開於敵之翼側，鉗製敵之進攻太原與繼續南下，援助晉綏軍使之不過於損失力量，為真正進行獨立自主的山地遊擊戰，為廣泛發動群眾，組織義勇軍，創造遊擊根據地，支持華北遊擊戰爭，並為擴大紅軍本身起見，擬變更原定部署，采取如下之戰略部署：（1）我二方麵軍應集結於太原以北之忻縣待命，準備在取得閻之同意下，轉至晉西北管涔山脈地區活動。
（2）我四方麵軍在外交問題解決後，或在適當時機，進至呂梁山脈活動。
（3）我一方麵軍則以自覺的被動姿勢，現時進入恒山山脈南段活動，如敵南進，而友軍又未能將其擊退，則準備依情況逐漸南移，展開於晉東南之太行、太嶽兩山脈中。
（4）總部進至太原附近，依情況決定適當位置。”
看完這份長電，賀龍、關向應長出一口氣。戰局變化之快，國民黨軍之不堪一擊，實出意料之外。而毛澤東判斷之精當，部署之高明，讓人由衷地佩服！
賀龍放下手中的電報，往煙鬥裏加了些煙絲。“主席在電報裏講得很清楚，就按主席說的辦！”他很堅決地說道。開朗、豁達、痛快的賀龍，自從走上革命道路之後，對自己所認定的事業從來忠心耿耿，尤其對他的這位湖南同鄉毛澤東。毛澤東與賀龍，一個生在湘中，一個長在湘西。毛澤東知道湘西有個賀龍，敬佩賀龍的膽略和一心革命的堅強意誌；賀龍知道湘中有個毛澤東，敬仰毛澤東有學問，是個了不起的人物。大革命失敗後，有人對賀龍舍身投奔共產黨、頂了個“紅腦殼”很不理解，他卻說：“我賀龍為了找真理、找個好領導，找了半輩子，現在總算找到了。就是把我腦殼砍了，我也要跟共產黨走到底。”南昌起義失敗後，組織上派他到蘇聯去學習。賀龍想到革命正處於低潮，很需要積蓄力量，繼續同國民黨反動派鬥，硬是出生入死回湘鄂西拉隊伍，創造出一塊革命根據地。在創建革命根據地的失敗與挫折中，他逐步體會到了井岡山道路和毛澤東的正確性，更堅定了跟共產黨幹、跟毛澤東走的決心。長征途中，他率領的紅二、六軍團與紅四方麵軍會師後，張國燾欺騙和拉攏紅軍官兵，反對毛澤東，賀龍堅決不答應。他激動地告訴大家：“我們大家都要聽毛主席的，跟著毛主席的腳步走。誰要不聽毛主席的，反對毛主席，他就是天王老子也不行。”三大紅軍主力會師後不久，賀龍和毛澤東終於在保安相會了。兩人相見恨晚，非常激動，兩雙大手緊緊握在一起，久久不願放下。
洛川會議上，一些人不同意毛澤東的意見，賀龍卻平靜地坐著，他不準備說什麼，他覺得毛澤東、黨中央的決定是正確的，隻是讓關向應以他們兩個人的名義作了個簡短的發言。他思考的問題是，紅軍出師後，應將自己紅二方麵軍的一部分部隊留在陝北，保衛黨中央，保衛毛澤東；同時在經費分配上，也應該優先保證中央使用。紅軍改編以後，國民政府答應發給八路軍一定數量的軍餉，這筆款項雖如杯水車薪，但對於長征結束後始終處於經濟困難中的紅軍來說，還是非常重要的。賀龍主張多留一些給中共中央，八路軍應當盡量到敵後去自籌糧款。事後，他曾對第一二○師的幹部說：國民黨隻發給我們3個師的錢，可是，我們除了3個師，還有機關、學校。沒有錢怎麼辦呀？我們是共產黨領導的軍隊，就要有共產主義精神。這就叫“有福同享，有難同當”。所以，我們每個月隻能發給每人1元錢零花錢。我和大家一樣，1月1元，請大家監督。當時，國民政府每月隻發給八路軍軍餉40萬元，一半留給了中共中央，一半發給前方部隊。實際上，第一二○師每月隻能領到4至6萬元。到了1940年，國民政府就一個錢也不給八路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