寺內認為板垣的看法不無道理。在他身居華北方麵軍司令官這樣一個高層指揮地位，以為日本對華戰爭多少年來叫喊得頗響，但從未見到一個對華戰爭的全盤計劃，倒聽說過陸軍、海軍之間的頻繁紛爭和陸軍內部上下之間的好些矛盾。開戰以來的方針、部署都是逐漸增加，有的又是朝令夕改，造成戰略和戰役指導上的許多混亂。因此他對部下的意見既不表示讚成，也不進行反駁，卻反過來問板垣：“那麼依你的見解，大日本帝國究竟應該如何？”
板垣隨即發表他一向認定的獨具謀略的策論：“為了早日解決中國事變，必須首先戡定山西。要知道，製服山西即可製服華北，製服華北即可製服全中國。”為了顯示他對中國的“了解”，板垣接著舉出中國曆史上的實例：“例如在金、元時期，製服北京不就製服全中國了！”
對此，寺內不以為然，並以現實事例詰問板垣：“既如此說，那麼號稱山西土皇帝的閻錫山，為什麼幾十年稱霸山西，但始終也未能在娘子關外發揮威力？更談不上什麼製服華北了。”
板垣回答說：“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那麼在10年前北伐戰爭收尾之時，閻錫山不就是以平津衛伐總司令的身份，占據平津和統治了晉、冀、察、綏4個省，並自稱為中國陸海空軍總司令嗎？如果他不是首先占有山西，其勢力也不會膨脹到這樣的頂峰。”
對板垣的回答，寺內不冷不熱地說：“中國軍閥之間從來混戰不息，今天你稱王，明天他坐莊。如把混戰中的短暫的占據也算是什麼‘製服’，那麼這種‘製服’，我真不希望以帝國的名義在華北出現。”
板垣未能正麵說服寺內，就換了一個方式進一步闡述他的論點：“蔣介石的看法是對的。他說同日本人打仗，不怕從南方打，也不怕從北方打，最擔心從盧溝橋入山西，再經漢中入四川，說這是當年忽必烈滅南宋的戰略。毛澤東先生雖然口頭上沒有這樣挑明，但從共產黨的通電可以證實，決然要把共產黨的部隊傾其所有全部開向山西，由此也足見此人非同一般。這也從另一方麵說明：若不先戡定山西，休想平息中國事變，更談不上製服華北，又何能把中國的邦土劃進帝國疆圉？所以我想，我們不妨就蔣先生的言論和毛先生的行動反其道而行之，為要早日平息中國事變，當一次今日的忽必烈如何？”
板垣如此看重山西，確是他對中國“通”的表現。在戰爭開始階段，像板垣這樣一直咬住山西不放的，在日軍高級指揮層中尚屬鳳毛麟角。寺內則認為，像板垣這樣牽動對華戰爭全局性的策論，不論他同意與否，均無權作出決定。但為了平津側翼的安全和下一步沿平漢線地區主決戰時排除右側翼的威脅起見，在局部的部署上作些相應的調整確也需要考慮。
板垣受到很大的鼓舞，隨即對寺內說：“即以中國通四大王為其向華北腹地推進的先導，令板垣、岡村、土肥原、磯穀各自統帥自己的師團，擎起日本帝國的軍旗，踏響中國衰老的曠野，沿著平綏、同蒲、平漢、津浦，以其破竹之勢，齊頭並轡指向大黃河——其情其景，該是何等壯觀！”不久，板垣受命率師自北平攻占南口。這個一出手便想致中國人於死地的“東洋之虎”，首先以主力直攻南口居庸關正麵，以為挾日軍飛機、大炮之鋒利，再以坦克車隊順居庸關汽車路前進，不難將南口攻下。怎料飛機如何轟炸，炮隊射擊如何準確，炮彈如何稠密，其欲以優勢兵器速占南口之企圖終至失敗。
板垣由於過分輕視中國軍隊的抵抗能力，以為對那些隻為派係利益生存的軍隊根本用不著在戰略戰術上花費腦筋，結果一開始便在居庸關碰壁。板垣不得已改用迂回戰法，從南口右翼發動攻勢，仍難得手。日本當局令東條縱隊襲擊張家口，守軍劉汝明和二十九軍即戰失利，這使頑強抵抗10餘天的南口中國守軍腹背受敵，板垣才趁機攻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