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8日，“一·二八事變”爆發。第二天，蔣介石提出與日交涉與抵抗並行的原則：一麵預備交涉，一麵積極抵抗。方法為：（1）交涉開始之前，對國聯與九國公約國先與接洽，及至交涉開始時，同時向九國公約國聲明；（2）對日本先用非正式名義與之接洽，必須得悉其最大限度。蔣介石還提出：“交涉必須定一最後防線與最大限度，此限度至少要求不妨礙行政與領土完整，即不損害《九國公約》之精神與不喪失國權也，如果超此限度，退讓至不能忍受之防線時，即與之決戰，雖至戰敗而亡，亦所不惜。必具此決心與精神，而後方可言交涉。”
（六）蘇聯人的表現
日本既想侵占中國東北，又擔心蘇聯會出兵幹涉。因此，日本參謀本部作戰課在擬訂東北作戰計劃時考慮到這一因素。時任參謀本部作戰課課長的今村均回憶說：“在這一計劃中，我把最大的注意力放在這樣一點上，即當我們在滿洲用兵時，怎樣作好萬全的準備以防禦來自北方蘇聯的實力行動。”與中國東北比鄰的蘇聯，對日本關東軍的侵略行為給予了譴責，並對中國表示同情。針對日本大舉進攻中國東北，1931年9月24日，蘇聯外交人民委員李維諾夫發表了一個公開聲明，表示“蘇聯在道義上、精神上、感情上完全同情中國，並願意作一切必要的幫助”。什麼幫助呢？
物質上的嗎？恐怕談不上。“九一八”事變發生時，中國代表莫德惠正好在莫斯科。他曾問起蘇聯副外交人民委員加拉罕，如果中國同日本打仗，蘇聯會做些什麼。加拉罕回答說，很遺憾，蘇聯還無法確定自己的立場。他說起話來，滿口外交辭令：“我們十分關注滿洲事態的發展”，“我們的同情是在中國一邊的”，“隻有蘇聯才是中國人民的忠實朋友，而且過去和現在蘇聯始終站在維護與中國的友好關係”。9月25日，聯共（布）中央機關報《真理報》發表文章說：隻有一種力量能夠結束帝國主義對中國勞動人民的暴力統治，這就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工農革命在中國的勝利。當日本帝國主義企圖摧殘中國人民的時候，全世界的工人都奮起保衛中國革命。蘇聯勞動人民極其密切地注視著中國的鬥爭，他們的同情心是在中國人民一邊的。
蘇聯也隻不過表示在道義上和精神上對中國的同情，並沒有像日本人所擔心的那樣，不僅沒有出兵中國東北，反而奉行了不幹涉政策。中東鐵路橫穿長春，因此，關東軍對長春采取軍事行動時，也考慮過蘇聯是否會介入。9月20日，建川美次會見關東軍司令官參謀課長，明確表示：鑒於中東鐵路的性質和目前的一般形勢，應“不向長春以北派兵”。當日軍占領寬城子車站時，蘇聯駐哈爾濱總領事代理奧爾洛夫果然向日本總領事館提出了口頭抗議。莫斯科還電告中東鐵路局，如果日軍侵入北滿行使中東路權利，將采取必要的手段。實際上，蘇聯也隻不過是出於宣傳需要而已，並未打算采取軍事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