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中革軍委率領中央機關及直屬部 隊，從江西瑞金的田心、梅坑等地出發，向於都縣挺進。
1931年11月7日，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中央蘇區的瑞金召開，成立了中華蘇維埃中央臨時政府，毛澤東任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和中央人民委員會主席，“毛主席”的稱呼從此開始。大會結束後，瑞金改名“瑞京”，瑞金縣劃為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直轄縣。瑞金由此成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首都，當時有人將它稱為中國的“莫斯科”。
1933年1月，中共臨時中央因為在上海無法立足，也遷到了中央蘇區，駐在瑞金。瑞金是中國革命的指揮中心。那麼，中共中央、中革軍委為什麼要從瑞金轉移到於都呢？這事還得從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說起。
1933年9月下旬，國民黨軍對中央革命根據地發動了第五次軍事“圍剿”。蔣介石吸取了前四次對中央蘇區“圍剿”失敗的教訓，對第五次軍事“圍剿”作了充分的準備，強調要實行“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方針。政治上，在根據地周圍地區實行保甲製度和“連坐法”；經濟上，對根據地實行嚴密封鎖；軍事上，采取持久戰和“堡壘主義”的新戰略。國民黨政府聘請一大批德國軍事專家當顧問，擬訂作戰計劃；用美國、英國的大批貸款購買軍火，增加部隊的新式裝備。蔣介石還在廬山舉辦三期軍官訓練團，以訓練參加“剿共”的骨幹力量，受訓者達7500多人。“圍剿”中央蘇區的國民黨軍有50萬兵力，由蔣介石的嫡係部隊任北路軍，共33個師另3個旅，擔任主攻任務。另有南路軍、西路軍和第十九路軍，分頭擔任阻止中央紅軍向外發展的任務。
盡管國民黨軍來勢洶洶，這時中央紅軍主力已發展到8萬多人，地方紅軍和赤衛隊等群眾武裝也有較大發展，如果紅軍能夠正確地估計形勢，以己之長克敵之短，針對國民黨軍采取的新戰法，靈活運用曆次反“圍剿”的成功經驗，采取積極防禦的方針，集中優勢兵力，在運動戰中各個殲滅敵人，打破敵人第五次軍事“圍剿”是可能的。
在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戰爭打響不久，共產國際派到中央蘇區擔任軍事顧問的李德來到瑞金。李德原名奧托·布勞恩，德國共產黨員，曾在莫斯科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過。中共臨時中央負責人博古對李德軍事指揮非常迷信，李德一到中央蘇區，博古就把中央紅軍的指揮大權完全交給他。
李德掌握的軍事知識完全是蘇聯紅軍正規戰那一套，他對中國的國情不了解，也不了解中國工農紅軍和國民黨軍作戰的規律，他把過去中央蘇區和其他蘇區反“圍剿”戰爭中行之有效的方法棄之不用，采取軍事冒險主義方針，主張“禦敵於國門之外”。國民黨軍實行堡壘主義，李德主張紅軍用堡壘來對付敵人的堡壘，同敵人拚消耗。結果，中央紅軍經過一年的作戰，雖給敵人以重大打擊，但自身的損失也很嚴重。對李德的瞎指揮，彭德懷曾氣憤地罵他：“崽賣爺田心不痛。”
到1934年9月下旬，中央蘇區僅存瑞金、會昌、於都、興國、寧都、石城、寧化、長汀等縣的狹小地區。如果繼續在根據地內堅持作戰，紅軍就會被國民黨軍消滅，因此，中央紅軍主力隻能被迫撤離根據地，進行戰略轉移。
10月13日，由中共中央、中革軍委機關編成的兩個野戰縱隊抵達於都，分別駐在於都縣城東北的古田村至嶺背、禾溪埠一帶。
10月16日，中央紅軍各部隊在於都河以北地區集結完畢。17日，按照中革軍委頒布的《野戰軍渡河計劃》，分別從於都、花橋、潭頭圩（龍石嘴）、賴公廟、大坪心（龍山門）、峽山圩（孟口）等十個渡口南渡於都河。
中央紅軍準備渡河期間，蘇區人民傾其所有，全力支援紅軍突圍轉移。蘇區人民帶著自己都舍不得吃的雞蛋、豬肉來慰勞紅軍。他們知道紅軍要走遠路，為紅軍打了一雙又一雙的草鞋。婦女們組織起洗衣隊，幫助紅軍戰士洗衣服。渡河需要架浮橋，於都縣城的居民幾乎把家中所有的木料、門板，甚至老人的棺材板都捐獻了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