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3月下旬某日，黃紹竑在南寧接到李濟深從廣州拍來的急電，要他立刻秘密去廣州商量要事。由於黃紹竑家眷住在廣州珠江頤養園，時常去廣州，因而這次去廣州並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
黃紹竑乘專輪到廣州後，在頤養園稍作休整，便直奔李濟深府宅。一見麵，李濟深便取出一份蔣介石由南昌拍來的密電，內容是要李濟深和黃紹竑兩人克日到上海同他商量重要問題。電報裏雖然沒有說明是什麼重要問題，但是李濟深和黃紹竑都不約而同地料定，一定是為了反共，因為這個時候南昌、武漢以及各地的國共鬥爭已經很公開了。黃紹竑和李濟深互相交換了一些情況和看法，在反共這個問題上彼此所見略同，不謀而合，於是，就決定同去上海。李濟深告訴黃紹竑，到香港和上海的船票都已經準備好了，下午就要動身；他並且提醒說，現在碼頭上省港罷工委員會的糾察隊監視很嚴，因此行動要格外小心。
黃紹竑回到家裏把這件事告訴了夫人。夫人甚為吃驚，也覺得這次行動非同小可，為了更便於秘密行動，她勸黃紹竑把留了六七年的絡腮胡須剃去。
黃紹竑匆匆剃去胡子後，坐了一艘小艇悄悄地登上了省港輪船泰山號。在泰山號船上，同李濟深見了麵，同行的還有馮祝萬（那時他是參謀長還是財政廳長，已記不清）、陳孚木及隨從一人。
一行人當晚10點多鍾就到了香港，有人早已在碼頭上秘密迎接。下了省港輪船泰山號，黃紹竑等馬上就上了美國郵船庇亞士總統號。
第二天，郵船就向上海開行了。
在由香港赴滬途中，李濟深和黃紹竑幾次長談，交換意見，內容無非是補述一些當地情況和商量到上海以後的共同主張，由陳孚木作記錄。陳孚木是廖仲愷被刺時同時遇難的陳秋霖的老弟，此行擔任秘書的任務。
4月2日上午，郵船駛入黃浦江，還沒有泊碼頭，白崇禧就派他的參謀長兼上海市市長張定璠乘海關小火輪到船上來迎接了。他一見麵，就告訴說，租界裏萬不能住了。他說：“自從我軍克複上海之後，租界的周圍都被共產黨領導的工人糾察隊嚴密封鎖，他們同租界裏的外國軍警隔著鐵絲網對峙著，住在租界不但出入不便，而且很危險。白總指揮要你們兩位到他的總指揮部去住。”
於是，黃紹竑一行乘小火輪直接前往設在高昌廟江南兵工廠裏麵的東路軍前敵總指揮部。
在去指揮部的路上，黃紹竑等人看見長江上的外國兵艦的大炮都卸了炮衣，指向上海市區，這讓他們更加感到形勢的危急。
船到了高昌廟，李宗仁、白崇禧都在碼頭上迎接。上岸後從敘談中才知道，蔣介石已經到了上海。在黃紹竑一行到上海那天（4月2日）的下午，蔣介石和何應欽、吳稚暉（當時任南昌總政治部主任）、李石曾、陳果夫（中央監察委員）、陳立夫（蔣介石的機要秘書）來到東路軍前敵總指揮部開會。參加會議的除了同來的這幾個人之外，還有住在總指揮部的李濟深、李宗仁、白崇禧和黃紹竑。
蔣介石首先發言，說明為什麼要“清黨”反共和為什麼要把“中央”
移到南京、建都南京。他說“：13年國共合作、共產黨加入國民黨的時候，他們（指共產黨）就不懷好意，他們的組織仍然保存，並且在我們黨內發展組織。自15年3月20日‘中山艦事件’之後，這種‘陰謀’日益暴露。北伐軍到了武漢，中央某些機關和某些人受了分化或者受了劫持，把武漢同南昌對立起來。因此，現在如果不‘清黨’，不把中央移到南京、建都南京，國民黨就要被共產黨所‘篡奪’，國民革命軍就不能繼續北伐，國民革命就不能完成。”最後，他表示要聽聽大家的意見。
與會者都是主張“反共”的，自然決不會有相反的意見，而是從一致的反動立場出發，羅列一些歪曲事實的“親身見聞”加以渲染，來汙蔑共產黨所領導的工農群眾熱火朝天的革命運動，以此來加強反共“清黨”的氣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