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份谘文是由蔣介石授意，由吳稚暉、陳果夫等包辦的，內容主要是：……本會職責所在，“黨員施政方針是否根據本黨政綱”，尚應過問，則棄裂本黨政綱、釀成亡黨賣國之行為尤應舉發。是以本會委員分赴各地，遇集上海，遂於民國十六年三月二十八日先開臨時會議，決定於四月二日下午七時召集中央監察委員會全體緊急會議，到會三分之二，蔡元培、李宗仁、古應芬、黃紹竑、張人傑、吳敬恒、李煜瀛、陳果夫共同出席，公推蔡元培為主席，由吳敬恒提出“共產黨連結容納於國民黨內之共產黨員同有謀叛證據”一案，經出席委員共同討論，……全場一致議決將訪察所得首要各人（名單另附）谘請貴委員等以非常緊急處置，姑將所開各人及“各地共產黨首要危險分子經黨部舉發者，就近知照公安局或軍警暫時分別看管監視，免予活動，致釀成不及阻止之叛亂行為，仍須和平待遇，一麵由貴會公決召集全體中央執行委員會共議處分”。……
這個谘文表麵上好像是要求武漢國民黨中央來進行處理，實際上不過是替蔣介石叛變革命的陰謀作政治上、輿論上的準備，替他製造借口而已。而且這個谘文所稱4月2日舉行中央監察委員會全體緊急會議一節，完全是捏造。即使把那天的秘密會議改頭換麵，冒稱“中央監察委員會全體緊急會議”的話，當時在場的也隻有李宗仁、黃紹竑、吳稚暉、李石曾、陳果夫5人，隻占全體中監委20人的四分之一；蔡元培、古應芬、張靜江3人並未參加，即使把這3個人加上，也還不足半數。可是谘文不但把3個不在場的人加上，“公推”一個不在場的蔡元培當主席，還把到會的人數說成是三分之二。
蔣介石在接到谘文後，複函中央監察委員會稱，“中正接奉4月2日貴會全體緊急會議決議舉發共產黨‘謀叛’證據來谘，……事關‘叛亂’黨國，中正所轄各軍已十萬火急通電令行照辦，靜候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共議處分矣。”
從中監會的谘文和蔣介石的這個複函來看，似乎蔣介石的反共並非出於他的策動，而是根據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的舉發，實際上，這完全是蔣介石一手布置的煙幕。
蔣介石在一切布置就緒後，於4月9日離開上海前往南京，躲在幕後指揮。臨行前，將發動反革命政變的計劃交給白崇禧、楊虎、陳群具體執行。
就在蔣介石離滬的當天，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鄧澤如、黃紹竑、吳稚暉、李石曾、張靜江、陳果夫、蔡元培、古應芬8人聯名發表“護黨救國”通電，誣蔑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並聲稱：“險象如此，詎能再安緘默？愛痛切陳詞，望我全體同誌念黨國之危機，凜喪亡之無日，被發纓冠，共圖匡濟；扶危定傾，端視此舉。”從蔣介石通過各監察委員發出的這個反共通電中，人們可以聽到霍霍的磨刀聲了。
正當上海地區反共氣氛緊張得令人窒息的時候，杭州、重慶先後於3月29日、3月31日連續發生反共事變。4月3日，福建國民黨右派在福州發動反革命政變。浙江、四川、福建等地發生的一連串的反共事變，是蔣介石反革命政變的預演。4月11日，蔣介石發出已克服的各省一律“清黨”的密令，上海形勢驟變。當天下午，駐防上海的第二十六軍與“工界聯合會”人員布防街市。深夜，帝國主義侵略軍越過租界，在南市、滬西、吳淞、虹口、閘北等區，拘捕共產黨員和工人群眾1000多人，解送駐龍華的蔣軍司令部。
4月12日淩晨，在帝國主義列強的配合下，隱藏在租界裏的“中華共進會”的流氓、地痞和青紅幫分子，臂纏“工”字袖標，打著工人旗號，全副武裝衝出租界，向閘北、南市、滬西、吳淞、浦東等地的工人糾察隊進攻。工人糾察隊奮起抵抗，雙方發生衝突。這時，遵照白崇禧發出的“將激烈分子從速繳械”的命令而一直尾隨在流氓地痞後麵的周鳳岐第二十六軍士兵，便以製止工人“內訌”為借口，用欺騙威脅或武力手段，收繳工人糾察隊的槍械。“糾察隊因抵抗而死者百餘人，工友群眾，死者數百人”，糾察隊駐地的物品被搶劫一空。擁有2700多人、1700支槍的上海工人糾察隊在遭受襲擊後幾個小時內就被繳了械，上海總工會駐地閘北湖州會館也被占領。當天，白崇禧部還搜捕共產黨“首要300餘人，攻破大小機關80餘所，僅一日功夫，而‘清黨’之工作告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