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積極促成西北大聯合
1935年，中國整個時局發生巨大的變動。日本帝國主義進一步暴露了他們企圖獨占中國的野心、不斷加快對中國侵略的步伐，並且把矛頭進一步指向華北，使中華民族同日本侵略者之間的民族矛盾急遽上升。這一年，國民黨政府繼1933年同日本簽訂了喪權辱國的“塘沽協定”之後，又達成“何梅協定”，把河北、察哈爾兩省的大量主權拱手讓給日本。但日本帝國主義並不因此罷手，反而更加得寸進尺，發動所謂“華北自治運動”，企圖將河北、山東、山西、察哈爾、綏遠五省和北平、天津、青島3個特別市脫離中國政府管轄，由它直接控製。這就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憤怒，開始掀起抗日救亡運動的新高潮。
經過長征到達陝北的中共中央為了推進抗日救亡運動，在11月13日發表《為日本帝國主義並吞華北及蔣介石出賣華北出賣中國宣言》。
毛澤東在25日發表對《紅色中華報》記者的談話，重申“蘇維埃中央政府願意與國內任何武裝隊伍訂立反蔣的作戰協定”，進行民族革命戰爭，以求中國領土的解放和完整。
隨著民族矛盾的日益激化，國民黨統治集團內部也出現分化，一部分人已有同共產黨合作的可能。毛澤東冷靜地看到：集結在陝甘蘇區周圍的國民黨軍隊雖然很多，但一半以上不是蔣介石的嫡係。其中，第十七路軍20個團是楊虎城指揮的，他有抗日的要求和一定的進步思想，過去同共產黨和一些黨員有過友好關係；東北軍60個團雖是“圍剿”軍的主力，但他們在東北淪陷後背井離鄉，流亡關內，不願再打內戰，強烈地要求抗日收複故土；東北軍領袖張學良，同日本侵略者有著家仇國恨，勢不兩立。這些，都是可以聯合抗日反蔣的有利因素。因此，毛澤東、周恩來等就把開展統一戰線工作的重點先放在東北軍和第十七路軍上，從優待釋放被俘官兵著手，並寫信給他們的師長、軍長以至張學良本人，逐步開展對上層的統一戰線工作。
這時，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成員張浩（林育英）從蘇聯回到陝北，向中共中央口頭傳達了共產國際七大關於建立反法西斯統一人民陣線的決議精神（在這次會上，毛澤東、周恩來、張國燾被選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毛澤東、朱德分別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主席和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的名義發表《抗日救國宣言》，提出願同一切抗日反蔣者訂立停戰協定，進而組織抗日聯軍和國防政府。
國內的政治形勢發展很快。12月9日，在中國共產黨北方黨組織的推動下，北平爆發了“一二·九”學生愛國反日運動。運動迅速席卷全國各大中城市，學生們還下鄉進行救亡宣傳，得到社會各階層的廣泛同情和支持。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促進了全國抗日救亡運動的新發展。在這種新形勢下，中共中央有必要對整個形勢作出科學的分析，製定出適合新情況的完整的政治路線和戰略方針。
12月17日到25日，中共中央在瓦窯堡舉行政治局擴大會議，參加會議的有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博古、王稼祥、劉少奇、鄧發、凱豐、張浩，以及李維漢、郭洪濤等10餘人。張聞天主持會議，張浩傳達了共產國際七大會議的指示精神。會議著重討論了全國政治形勢和黨的策略路線、軍事戰略。瓦窯堡會議決定成立東北軍工作委員會，以周恩來為書記、葉劍英為副書記。
東北軍是當時國民黨政府“圍剿”陝甘根據地的主力。自九一八事變後，東北軍廣大將士深受家鄉淪陷的痛苦，強烈要求打回老家去，不願同主張抗日的紅軍作戰。這種情緒對張學良和東北軍其他高級將領也產生了影響。張學良在九一八事變中痛苦地接受蔣介石的“不抵抗”命令，短短時間內失去東北四省，受到舉國上下的唾罵。東北軍流落關內，在“剿共”戰爭中屢受重創，又遭受蔣介石的冷遇。這些都促使他的思想逐漸發生變化。
1936年1月17日，中共中央部署東征時，決定政治局隨軍行動，留周恩來、博古、鄧發3人組成中央局，負責後方工作，以周恩來為書記。在後方工作中，很重要的就是要做好對東北軍的工作。這樣，東征的紅軍才能消除後顧之憂。
這個工作從哪裏著手？這時一個機會來了。1935年10月榆林橋戰役中被紅軍俘虜的東北軍團長高福源，在紅軍中生活了兩個多月後，思想起了變化。一天，他向中共中央聯絡局局長李克農提出：願意回去勸說張學良同紅軍聯合抗日。李克農向周恩來彙報後，周恩來立刻同意了他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