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福源於1936年1月初離開瓦窯堡，到洛川見到張學良。張學良早想溝通與紅軍的聯係，一時尚無頭緒，現在高福源回來了，而且似乎帶有某種特殊的使命，張學良當然樂於盡快見到他。但是又不想讓他看出自己這種焦急的心情，並覺得對他的誠意還要看一看，甚至認為自己應當先試試他的膽識……
張學良這種微妙的心理，高福源當然是料想不到的，所以他一見到張學良，就立即敬了一個軍禮，並說：“報告副司令，我回來了。”
張學良態度嚴肅，冷冷地問：“怎麼回來的？”“是紅軍派我回來的，我有許多情況要向副司令報告。”“什麼？紅軍派你回來的，你好大膽！”張學良見他大言不慚，好像他不是打了敗仗的俘虜，倒像是得勝回朝的英雄，所以突然大聲喝道“：你當了俘虜，還要我通匪，我槍斃了你！”
高福源原以為張學良會熱誠與他交談，沒想到他會這樣對待自己，所以十分失望，痛心地說：“請副司令息怒。我這次冒死回來，確實有話要對您說，我是為了您和東北軍好，決不是為我自己。至於您怎樣對待我，我是不在乎的。我不怕死，怕死我就不回來了。您想殺我，還不跟踩死個螞蟻一樣。但是，副司令，您可不能忘記我們東北被日本鬼子強占了，不能忘記3000萬東北同胞已經淪為亡國奴，也不能忘記先大帥是怎樣慘死在日本人的手中！現在共產黨和紅軍主張團結抗日，並誠心誠意幫助我們東北軍打回老家去，我們有什麼理由拒絕人家的好意？又有什麼理由罵人家為‘匪’？難道非要把我們東北軍這點力量全都消耗在自相殘殺的內戰中才心甘嗎？”高福源說到這裏，淚流滿麵，痛哭失聲。他隻打算把心裏的話全說出來，要殺要剮，就隨人家的便，隻是覺得這也太冤屈了，所以既激忿，又悔恨，因而哭得很傷心。張學良原本就沒有處罰他的意思，現在聽他這樣慷慨陳辭，也不禁流淚了。他懷著激動而又沉重的心情走過來，親切地安慰高福源說：“福源，別難過了，你說得好，說得對，你是我的老部下，我哪能那樣做呢？我剛才是試試你的膽量，察看一下你的真情。你回去可以轉告紅軍，請他們派一位正式代表來，雙方可以作一些商談。”張學良、王以哲與高福源談了一個整夜。最後，張學良痛快地對高福源說：“你談得很好，我基本上同意你的意見。你休息一兩天就趕快回去，請紅軍方麵派一位正式代表來，我們正式商談一下。”1月16日，高福源回到甘泉紅軍駐地，要求紅軍派代表去談判。中共中央隨即決定派李克農去洛川同張學良談判。20日，李克農同張學良進行3小時商談。張學良表示願為成立國防政府奔走。
2月初，中共中央再次派李克農前往談判。李克農臨行前，周恩來找他布置去洛川的任務，叮囑道：這次談判成功的可能性大，不成功的可能性小。但有一定的危險，你們要有思想準備。不管遇到什麼情況，你們無論如何不能談崩，一定要談好。
紅軍的東征，按原計劃在2月20日由毛澤東率領軍隊進入山西。
25日李克農到洛川，先同六十七軍軍長王以哲談判，達成5項局部性的口頭協定。3月4日，張學良到洛川。5日淩晨，在同李克農會談時，張學良坦率地說了自己的看法：現在中國的國家力量幾乎全部掌握在蔣介石手裏，同時蔣介石也有抗日的可能，因此要抗日必須聯蔣。最後，雙方商議由中共方麵再派出全權代表，最好是毛澤東或周恩來，到延安同張學良麵談。會談結束後，李克農致電中共中央報告，並請示行動。中共中央當即決定以周恩來為全權代表，去延安同張學良談判。周恩來同張學良會晤的時間，經聯係後確定在4月間進行。
3月20日至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在山西東征前線舉行。會議的議題是：（1）討論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決議；（2）目前戰略方針；（3）同張楊的談判問題。周恩來在會上作長篇發言，充分肯定瓦窯堡會議決議是正確的。他說：現在政治上的基本任務是發動並準備組織抗日戰爭。這和在江西時的情形根本不同：那時要衝破“圍剿”才談得上抗日；現在一方麵軍已處在華北這個焦點上，要實際地進行抗日戰爭。具體任務有3個：第一，擴大紅軍和抗日根據地。紅軍的發展方向基本向東。這不是一下子就同日本決戰，而是要有陣地、有後方地作戰。第二，組織全國抗日運動和華北抗日遊擊戰爭。第三，正確運用統一戰線，應該把上層和下層配合起來進行，並注意到國際的聯合。關於黨內問題，他強調應求得一致，首先要反對關門主義，反對束縛在過去的範圍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