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即使形勢已經發展到如此嚴重的地步，張學良對蔣介石的進諫仍未停止，雖曾多次碰壁，雖然他產生了必要時不惜以兵諫達到促蔣抗日目的的想法，但他還是抱著一線希望，盼望著能出現奇跡，這也就是說，希望蔣介石能在千鈞一發的時刻，懸崖勒馬，放棄其不得人心的內戰政策，領導人民抗日。哪知蔣介石仍然無動於衷，不僅拒不采納他的建議，反而指責他是“受了共產黨的蠱惑”，他以不容分辯的語氣說：“古人雲，慶父不死，魯難未已，內部分裂，何談抗日？如今流竄在陝北的紅軍已成強弩之末，我們擁兵數十萬，又有大批新式飛機，隻要上下一致，果斷出擊，便可將其全殲。今天已到‘剿共’的關鍵時刻，當此共軍即將‘覆滅’、我們‘剿共’的最後勝利指日可待時，焉能功虧一簣，致使功敗垂成？這是關乎黨國存亡的大事，是隻許前進，不許後退，隻許成功，不許失敗的，這是東北軍建功立業的好機會，希所部迅速行動！”
張學良看到蔣介石態度仍是如此僵硬，想到他披肝瀝膽，多次真誠相勸，此公竟無動於衷，不禁聲淚俱下地說：“委員長，你的意思我懂了，隻是怕難執行。聽我這麼說，你一定很生氣，會認為我不服從你的命令。實際不然，自東北易幟以來，我對中央政府的決策一貫是大力支持的。但現在日寇正瘋狂向華北和全中國進犯，意欲亡我中華，中國麵臨亡國滅種的嚴重威脅，作為一個軍人，怎能坐視？所以我認為隻有堅決抗日，才是中國的唯一生路。為抗日，我張學良是不惜犧牲一切的；全軍將士也會奮勇殺敵，個個爭先；但如打內戰，就會怨聲載道，觀望不前，到那時，委員長就別怪我指揮不力，令出不行了。”
起先，蔣介石見張學良流淚了，似有所動，但後來聽他說“打內戰怨聲載道”，將會出現“令出不行”的局麵，又無名火起，連連擺手說：“不要再講了，不要再講了，我不願聽，不願聽！我多次講過，日本和共產黨都是敵人，都在要打之列，但有內外之別，應該說，內患危害之烈，更甚於外敵，所以我的決心是不能改變的。這是考慮不周或一時衝動嗎？
不，它正是從國家民族的長遠利益出發的。當此形勢對我們極為有利，最後消滅共產黨和紅軍之際，誰如果以抗日為名，聯而不剿，貽誤軍機，定將軍法從事，這，唵唵，我可是毫不含糊的！”
這天，張學良是下了很大的決心要對蔣進行一次毫不妥協的“苦諫”，甚至“哭諫”的，如同兩軍交鋒，各不相讓，激烈的爭辯持續了幾個小時，但蔣的態度絲毫未變，最後他竟拍著桌子說：“你現在就是拿槍把我打死了，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變！”話已至此，張學良還能再說什麼呢？事情很明顯，根據蔣介石這種頑固的態度，想用勸說的辦法使他回心轉意，是很難辦到了，所以此時此刻，真有點劍拔弩張，不鬧個魚死網破，看來是不會收場的。因為事情很明顯，對張、楊二將軍來講，這時已經到了一個緊要關頭：要麼服從命令，違心地去進攻紅軍；要麼任人宰割，即刻離陝！
形勢緊迫，一發千鈞，張、楊兩將軍不得不背水一戰了！這原因是明擺著的，因為蔣介石說來說去無非還是要貫徹他的“攘外必先安內”的那套方針，而這些張學良和楊虎城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內戰，他們無論如何是不願再打了；從陝西調離，有的還要調到邊遠的地區去，這對他們來說，同樣也是很不利的，因為這樣誓必要遠離紅軍，不但聯共抗日的前功盡棄，而且還會陷於孤立無援的境地。事情很清楚，蔣介石把他們分別調出去，實際是一種分而治之的策略。拿東北軍來說，到那時非但無法打回老家去，還有被消滅掉的危險。十九路軍將領陳銘樞、蔡廷鍇和李濟深等發動的“福建事變”，不就是因為反對蔣介石的內戰政策，並成立了福建人民政府，最後在蔣介石的分化和優勢兵力進攻下失敗的嗎？怎能再蹈十九路軍的覆轍？這也就是說，張、楊二將軍和蔣介石在政治方針上的衝突已經十分尖銳，“由於彼此都不放棄看法，已發展到必須得出結果”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