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官訓練團對蔣介石的講話都感到氣憤。黃顯聲說：一定要叫人來駁斥蔣介石的這篇謬論，安定一下大家的情緒，說明抗日是正確的。後來，張學良的副官兼機要秘書苗劍秋到軍官訓練團來講了一次話。
苗劍秋在講話中談到：“團結抗日，是救國政策，是絕對的正確；‘剿共’內戰，是亡國政策，是絕對的荒謬。竟有人說，日寇是外敵，共產黨是‘內患’，要打共產黨。我們東北被日寇占領了，東北人都成了亡省亡家的人，受到的苦處太多了，現在居然還有人在這裏說這種話，我們東北人稍有血氣，就不應該讓他站著走出去，而應該叫他躺著抬出去！”苗劍秋的講話被特務分子知道了，張學良為了緩和形勢，說要懲辦苗劍秋。後來又以畏罪逃跑為名，把苗劍秋送到了北平。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1936年12月4日，蔣介石再次來到西安，住在臨潼華清池。這是蔣介石在一個多月內第二次來西安。但這一次的到來，頗有點“今非昔比、鳥槍換炮”之意。他不僅帶來了如陳誠、衛立煌、蔣鼎文、朱紹良等一批高級將領，他的中央軍也紛紛西移，真是浩浩蕩蕩，聲勢顯赫，大有“黑雲壓城城欲摧”之勢！
不過，在表麵上，同上次來時一樣，他仍裝出一副輕鬆自如、悠哉遊哉，似乎是被名聞遐邇的大、小雁塔和煙草萋迷的鹹陽古道所陶醉的樣子，遊覽觀賞，指指點點。實際上，他的腦子處於高度緊張的狀態，他的目光是嚴峻而陰冷的；他往往在訪古攬勝中王顧左右而言他，那偶而發出的笑聲使人感到驚懼；他觀景不過是做做樣子，時刻在窺探張、楊的動靜，才是他的真正動機！
裝假畢竟是難以持久的。果然，蔣介石的笑容很快便消失幹淨，一個新的“圍剿”陝北紅軍的作戰計劃拋了出來，而且聲勢大，兵力強，口氣硬，命令也是最後通牒式的。在他看來，他的決定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是必須絕對服從的，如果張、楊再不聽從，就將他們搬開：東北軍調福建沿海，十七路軍去安徽，西安不是要搞什麼聯共抗日、精神向北嗎？這回我要讓你們來個精神向南！
這一次，蔣介石是決心要在西北大幹一場的。他一麵軟硬兼施地一再向張、楊施加壓力，督促他們向陝北進兵，一麵也作了讓他們易地換防的準備，甚至連新的西北“剿總”和前敵總指揮的人選都已內定；同時，在“兩廣事變”時南調的軍隊，這時也重又調回內地，集結於平漢、隴海路一帶，準備向陝甘進發。有一部分軍隊正向豫西移動，前鋒已逼近潼關。從國外買回來的100多架最新式的戰鬥轟炸機，也都調往西安，準備參加新的“剿共”大戰。那一陣，西安真夠熱鬧的，一隊一隊的飛機，像傍晚的烏鴉群，帶著震耳的響聲，遮天蔽日地飛臨西安上空；有的還故意降低高度，轟轟隆隆地怪叫著，貼著屋脊，從人們的頭頂上飛過，然後密密匝匝地停靠在機場上，作為“剿共”之用。
由於時局的變化，一向比較恬淡、寧靜、同時也較為安定的古老的西安，突然失去了它的平靜，變得異常擁擠而又嘈雜了。“一時西安這個小城擠滿了國府大員和國民黨高級將領，天空飛機隆隆，街上汽車奔馳，旅館裏塞滿了人，大飯店經常座無虛席，猜拳聲，打麻將聲，不絕於耳，連妓女也都活躍了起來，看起來好不熱鬧”。
然而，這熱鬧卻是畸形的，很不正常的，在虛假的繁榮的背後，既是緊鑼密鼓的反共喧囂和密謀，也是廣大愛國官兵與一部分法西斯分子的對峙，更是革命與反革命兩種力量的激烈較量……
據孔從周回憶，1936年秋，平日沉默寡言的楊虎城曾對他講過這樣一番話：“民國初年，袁世凱以剿辦白朗（亦稱白狼）為名，派陸建章率北洋軍入陝。結果，對白朗沒有怎麼樣，卻把張鳳翽趕下台去，消滅了張原來用以進行辛亥革命的部隊。蔣介石師袁世凱之故伎，以他的嫡係部隊乘圍追堵截紅軍之機，進入四川、貴州，吃掉了不少雜牌軍隊。
這一次蔣調集大批軍隊來到陝西，對紅軍進行‘圍剿’，究竟能發生多大的作用，我看很成問題。但蔣凶殘陰險，對他的大軍壓境，企圖一石三鳥的用心，不可不防。我們這麼一點力量，所賴以存在的原因，一是九一八事變以來，蔣介石對外對內搞得焦頭爛額，沒有機會對我們下手；二是我們紮根自己的家鄉，除部隊外，還有地方力量可以依托；三是我們的北麵有共產黨的紅軍，蔣介石不能不有所顧慮，搞得不好，會把我們逼上梁山。現在蔣介石抹下臉來，對外不惜任何屈辱，對內不顧一切輿論，要對共產黨作孤注一擲。大批中央軍進入陝西之後，一紙命令，甚至幾句話，把我們和東北軍調到河南、安徽那些地方，3天一改編，2天一歸並，很快就會被肢解消滅。你們必須注意，提高警惕，不要把蔣介石的目的隻認為是對付共產黨，要看到這是蔣介石排除異己的又一禍心。現在，我們麵臨生死安危的關頭，你務必要掌握好部隊，以防萬一。東北軍的命運，有和我們相同之點。張漢卿是可以合作共事的，我和張先生已有密切聯係，我們總要共同想個對付蔣介石的辦法。至於我們同北邊的關係，你可能也知道一些，千萬要嚴守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