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漢年於11月10日在上海滄州飯店同陳立夫會見，麵交周恩來的書信，並口頭轉達《國共兩黨抗日救國協定草案》的8項條件。陳立夫這時的態度也變了。他稱代表蔣介石答複：既然共產黨願開誠合作，那我就好提任何條件了。他宣稱：對立的政權與軍隊必須取消，紅軍目前可保留3000人之軍隊；師長以上的領袖一律解職出洋，半年後召回，按才錄用。他並說“：如軍隊能如此解決，則你們所提政治上各點都好辦。”潘漢年當即一針見血地指出：“這是蔣先生站在‘剿共’（立）場的收編條例，不能說是抗日合作的談判條件。”“蔣先生為甚目前有此設想，大概誤會了紅軍已到了無能為力的時候，或者受困（於）日本防共協定之提議。”陳立夫急忙轉換了話題，說：“你我均非軍事當局，從事談判也無結果，可否請周恩來出來一次”，蔣答應願和周麵談。潘漢年斷然回答：“暫時停戰問題不解決，我想他是無法出來的。”11月21日，紅軍在山城堡一舉殲敵胡宗南軍一個多旅，顯示了紅軍的力量。這以後，陳立夫又和潘漢年談了兩次，他雖把保留紅軍的人數由3000改為3萬，但根本立場沒有改變。12月10日，中共中央給潘漢年的指令指出：談判顯無速成之望，彼方如有誠意，須立即停戰，並退出蘇區以外，靜待談判結果。“我們願以戰爭求和平，絕對不作無原則讓步。”拒絕了蔣介石的無理要求。
這時離西安事變的發生，相隔隻有幾天了。在局勢發展中出現這樣一些曲折是不奇怪的。蔣介石後來說到：那時“我對於中共問題所持的方針，是中共武裝必先解除，而後對他的黨的問題才可作為政治問題，以政治方法來解決”。這一點，周恩來已看透了。他在1945年談到這一段曆史時說：“國民黨蔣介石對談判的想法是怎樣呢？那時他是把我們當投誠看待，想收編我們，直到西安事變以前，還是這樣的想法。”在這種情況下，國共談判自然難以取得重大進展。但是，這一年的接觸畢竟為日後的國共合作打下了一些基礎，為西安事變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實現作了準備。
（四）張、蔣之間分歧加劇
張學良為了實現聯合抗日，於1936年6月底在西安南邊的王曲鎮創辦了一個“軍官訓練團”。在這個訓練團成立前，張學良向蔣介石報請批準，說是要模仿蔣介石的廬山軍官訓練團，以培養“剿共”的骨幹。實際上，則是為了在西北“剿總”所屬各部隊中，特別是在東北軍中，灌輸抗日思想，洗刷陳腐作風。
訓練團團長是蔣介石，張學良自代團長，楊虎城任副團長。訓練團成立後，共辦了4期，每期1個月左右。第一期先成立幹部連，王以哲任連長，成員是從各級軍官中擇優調來的。以後各期中的隊長、班長、組長等，就由他們擔任，都是師、團、營級的幹部。第一期幹部連參加的成員，約有120人，分為12個班，1個月結業後，多數留在訓練團作幹部。王曲軍官訓練團前兩期教育長是王以哲，後兩期改由黃顯聲擔任。
軍官訓練團的課目有：政治、國際時事、軍事鍛煉和遊擊戰爭等。有時張學良還親自講話。每天聽課之後，即開小組會討論，將討論的意見彙集起來，加以整理，備作各部隊改革的參考。訓練團還搞來一台留聲機，課餘時間，就用這個留聲機給學員們放進步歌曲，如《畢業歌》、《大路歌》、《開路先鋒歌》和《義勇軍進行曲》等。進步的文藝活動，對於提高學員的抗日救國覺悟，起了很好的作用。訓練團學員每個班住一個土窯洞，學習和生活都在裏麵。窯洞裏有挖好的土桌和土凳，學員吃飯就在這些土桌土凳上。張學良也和大家一樣。
1936年10月22日，蔣介石為鎮壓西北出現的抗日運動，由南京飛到西安。張學良和楊虎城陪他遊逛了兩天華山之後，蔣介石宣布要繼續大舉進行“剿共”的計劃。張學良當麵表示反對，並提出為了挽救國家的危亡，應該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同時說明這不僅僅是他個人的意見，也是東北軍全體官兵的意見，也是全國人民的意見。楊虎城也向蔣介石表示，十七路軍部隊的抗日情緒高漲，“剿共”士氣低落，很值得憂慮。蔣介石聽不進他們的意見，仍然強調他的“剿共”決心，並說要親自去王曲軍官訓練團講話，要張學良提前做好準備。
10月27日，蔣介石到王曲軍官訓練團講話。蔣介石站在台上，張學良、楊虎城都站在台下。蔣介石講了一通明禮義、知廉恥、在家盡孝、為國盡忠等話之後，就接著講：日寇是外敵，共產黨是“內患”，“內患”是心腹之病，外敵是皮膚之疾，“內患”危害大於外敵，“內患”不除無法抗敵的一套“攘外必先安內”的理論。最後，蔣介石氣憤地說，不積極“剿共”而主張抗日的人，是內外不分，緩急不辨，是非不明，先後倒置；不積極“剿共”而主張抗日的人，一定要危害國家，成為不忠不孝的人。對這種不忠不孝的人，國家有法紀，一定要予以製裁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