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變後，國民黨上層中便開始出現親日和反日的分歧，最初反日還是少數人所持的看法。但日本侵略勢力實在太咄咄逼人了，到1935年出現所謂“華北自治運動”時，那種認為中國必須抗日而且能夠抗日的見解在國民黨上層中也逐漸形成比較廣泛的輿論。11月19日，國民黨舉行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蔣介石在講話中雖然仍高唱“和平未到完全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但也說到：“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犧牲有犧牲的決心。”1936年春，日本政府提出所謂“廣田三原則”，企圖獨吞中國，它同蔣介石的矛盾也就變得更加尖銳。蔣介石後來寫道“：當時的情勢是很明白的：我們拒絕他的原則，就是戰爭；我們接受他的要求，就是滅亡。”“中日戰爭既已無法避免，國民政府乃一麵著手對蘇交涉，一麵亦著手中共問題的解決。”
這樣，在繼續“剿共”戰爭的同時，蔣介石開始悄悄地伸出一些觸角，進行政治試探。這種試探，是通過多種渠道同時並進的：1935年底，蔣介石派他的心腹陳立夫秘密赴蘇聯談判，希望簽訂共同對日的軍事同盟。陳立夫在第二年春天同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總幹事張衝到達德國。但蔣介石又認為直接去蘇聯談判的時機尚未成熟，命令陳立夫回國在南京同蘇聯大使鮑拉莫洛夫交涉。1月初，回國述職的駐蘇使館武官鄧文儀也奉蔣介石密令趕回莫斯科，找到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負責人王明，要求談判。中共代表團表示：無論共產黨還是國民黨的中央都在國內，談判以在國內進行為好；並指定於5月前後回國的潘漢年作為聯係人。
與此同時，蔣介石在國內也設法尋找中國共產黨的關係。陳立夫把這個任務交給他的親信、鐵道部次長曾養甫。1935年11月，曾養甫找來他的下屬諶小岑，要他設法“打通共產黨的關係”。諶小岑在五四運動時參加過覺悟社，同周恩來、鄧穎超熟悉，同一些進步文化人也有交往。他從兩個途徑進行了試探：一個是經同國民黨元老覃振相熟的進步學者翦伯讚介紹，約北平的中國大學教授呂振羽到南京來同曾養甫見麵。呂振羽那時還不是共產黨員，但同北平的地下黨有聯係。他到南京的商談，是在中共北方局王世英和北平市委宣傳部長周小舟領導下進行的。諶小岑的另一個途徑是經過在南京的中山文化教育館工作的左恭的介紹，找到上海地下黨的關係。上海地下黨派張子華以長江局代表的身份也到南京同曾養甫會晤。但呂振羽也好，張子華也好，都不能代表中共中央進行談判。因此，國民黨當局仍希望能同中共中央直接取得聯係。
最早將國民黨要求談判的信息直接送給中共中央的是宋慶齡。
1936年1月，宋慶齡在上海請以牧師身份活動的共產黨員董健吾到她家裏，交給他一封信件，要他送到陝北麵交毛澤東、周恩來。為了旅途的方便，宋慶齡還給他一張由孔祥熙簽名委董為“西北經濟專員”的委任狀。上海黨組織也介紹張子華與董同行。由於陝北蘇區處於國民黨軍隊的嚴密包圍下，董健吾等要安全地進入蘇區需要得到張學良的同意。張學良從這件事中明白了南京的意圖。那時，李克農還沒有到洛川同張學良、王以哲會談。張學良派人護送董健吾、張子華進入蘇區後常說：既然中央可以和共產黨聯絡，我們也可以。
2月27日，董健吾、張子華到達瓦窯堡。這時，洛甫、毛澤東還在山西前線，周恩來在陝北前線檢查工作，並準備前往山西參加會議。留在瓦窯堡的博古分別會見了董、張二人。周恩來向中共中央建議：對蔣介石和張學良的統戰工作應分別進行。對蔣介石方麵可答應派正式代表到南京談判，談判條件應依照擬定的抗日救國通電及宣言所定，而組織國防政府及抗日聯軍則為根本之點。3月4日，洛甫、毛澤東、彭德懷複電博古轉董健吾，表示“願與南京當局開始具體實際之談判”。第二天董健吾帶著這個密件離開瓦窯堡，回宋慶齡處複命。國共兩黨中斷了近10年的聯係，終於在宋慶齡的推動下接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