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健吾南返後，張子華隨博古到山西前線向中共中央報告他同曾養甫接觸的情況。王世英向中央報告同楊虎城談判情況時，也報告了呂振羽、周小舟在南京同曾養甫、諶小岑洽談的情況。3月23日，周恩來在政治局會議上對南京政府這些新的動向作出這樣的分析：由於日本侵略者總是前進，這就更尖銳地推動了民族戰爭的發展。對南京政府說來，“或降日，或抗日，其間的餘地更狹了”。
4月25日，中共中央發布了《為創立全國各黨各派的抗日人民陣線宣言》，這裏所說的各黨各派已開始把國民黨包括在內了。5月15日，周恩來給諶小岑寫信，邀請曾養甫、諶小岑到陝北共同“商討大計”。
這時國民黨內部在抗日問題上的鬥爭也更加激烈。6月間，控製廣東的陳濟棠和控製廣西的李宗仁、白崇禧打出“北上抗日”的旗幟，把他們的軍隊改稱“抗日救國軍”，出兵湖南，同南京政府相對立。7月，國民黨召開五屆二中全會。蔣介石在這次會上說：“中央對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領土主權的完整。”“再明白些說，假如有人強迫我們欲訂承認偽國等損害領土主權的時候，就是我們不能容忍的時候，就是我們最後犧牲的時候。”接著，南京政府外交部長張群在同日本駐華大使川樾的談判中，拒絕了日本的要求。這是自九一八事變以來南京政府的妥協投降政策第一次表現出有所改變的跡象。
中國共產黨長時期內一直宣傳“抗日必須反蔣”的口號。隨著中日之間民族矛盾的急速上升，隨著蔣介石對抗日態度的逐漸發生變化，對這個問題需要有一個新的考慮。
潘漢年在南京同曾養甫會晤後，8月8日來到保安，帶回一個消息：曾養甫希望潘漢年回陝北聽取中共中央對兩黨合作談判的意見，再到南京見陳果夫。這也促使中共中央必須迅速作出決斷。兩天後，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毛澤東首先分析了形勢發生的變化，指出：在今天我們應該承認南京是民族運動中一種大的力量。我們的方針過去是願意同南京談判，現在仍繼續這個方針。周恩來認為，同南京談判時應提出實際問題：（1）停止內戰；（2）實行抗日民主，發動抗日戰爭。他明確地建議：放棄“抗日必須反蔣”的口號。毛澤東作結論時，同意周恩來所說現在提“抗日必須反蔣”不合適。他指出：我們在蘇維埃形式、紅軍形式、土地政策等方麵也應有新的變動。25日，根據會議的精神，發布了《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
8月27日，張子華又帶著曾養甫給周恩來的信以及同武漢電台聯係的密碼回到保安。31日，周恩來給曾養甫複信，表示：“茲為促事速成，亟願與貴方負責代表進行具體談判”，但“弟等外出不易”，故邀請陳立夫、曾養甫到蘇區或陝西華陰會晤。9月1日，周恩來又給陳果夫、陳立夫寫信，說：“黃君（即張子華）從金陵來，知養甫先生所策劃者，正為賢者（指陳果夫、陳立夫）所主持。呼高應遠，想見京中今日之空氣已非昔比。”“兩先生居貴黨中樞，與蔣先生又親切無間，尚望更進一言，立停軍事行動，實行聯俄聯共，一致抗日。”信中表示：中國共產黨“早已準備隨時與貴方負責代表作具體談判。現養甫先生函邀麵敘，極所歡迎，但甚望兩先生能直接與會。如果夫先生公冗不克分身，務望立夫先生不辭勞瘁，以便雙方迅作負責之商談”。
也是在9月1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向黨內發布《關於逼蔣抗日問題的指示》。這個指示寫道：“目前中國人民的主要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所以，把日本帝國主義與蔣介石同等看待是錯誤的。‘抗日反蔣’的口號也是不適當的。”“在日本帝國主義繼續進攻、全國民族革命運動繼續發展的條件下，國民黨中央軍全部或其大部有參加抗日的可能。我們的總方針應是逼蔣抗日。”“我們目前的中心口號，依然是‘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在全中國民主共和國建立時，蘇區可成為統一民主國的一個組成部分，蘇區代表將參加全中國的國會，紅軍將服從統一的軍事指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