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中國共產黨對國民黨、蔣介石方針的重大轉變：正式完成了從“抗日反蔣”到“逼蔣抗日”的過程。正因為有了這個轉變，所以在西安事變時能采取和平解決的方針，它的影響是十分深遠的。
從9月15日起，中共中央連續3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研究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麵對的新問題。洛甫在會上作了《目前政治形勢與一年來民族統一戰線問題》的報告，主張“實現聯合國民黨抗日”。提出“：我們在統一戰線中要取得領導，這是我們（的）基本任務。我們要保持我黨的獨立、純潔。”他說：我們要擴大黨的組織，但不能使我們的黨變為抗日黨。毛澤東分析了客觀形勢的變化，指出這使民族資產階級又有轉變到革命方麵的可能。他強調：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隻有共產黨有力量來領導，但是這樣的領導還是要爭取”。周恩來在第二天的會上發言。他說：聯蔣抗日是具有重要意義的。過去把蔣所代表的力量除外是不對的。自國民黨五大以來，特別是近半年中，他是有變化的。他在動搖著。察看他向著哪個方向動搖？是傾向抗日方麵的。但是走到抗日，還要從鬥爭中使他實現。蔣要走到同我們合作，距離還很遠，但我們不應放棄他，應逼蔣抗日。周恩來在發言中認為，現在應將蘇維埃改為民主共和國，任務是反帝反封建。他認為這是各階級統一戰線的政府，是走到工農民主專政的最好的道路；不同意有的同誌認為的這是資產階級性質的政權。他回顧曆史，認為要記取大革命時期國共合作留下的教訓，強調：建立統一戰線要保持我黨的獨立性，隨時進行友誼的批評。特別是，理論的鬥爭與批評是統一戰線的重要武器之一。我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不能認為是民族的黨。17日，會議通過了《中央關於抗日救亡運動的新形勢與民主共和國的決議》。
但是，長期以來的國共對立要得到和平解決談何容易。正當事情仿佛順利進行的時候，局勢突然又出現了曲折。
蔣介石在兩廣事變解決前，對國共談判表現得比較積極；當他用收買和分化內部的辦法搞垮陳濟棠、解決了兩廣事變以後，覺得可以騰出手來，又調兵遣將，向陝甘地區增兵，再次企圖依仗武力解決西北問題。
9月22日，周恩來再次致書陳果夫、陳立夫，提出質問：“蔣先生於解決兩廣事變之後，猶抽調胡軍入陝，阻我二、四方麵軍北上抗日。豈停止內戰可以施之於西南，獨不可施之西北耶？”指出：“內戰不停，一切抗日準備無從談起。”希望他們“力促蔣先生停止內戰，早開談判，俾得實現兩黨合作，共禦強敵，則兩黨之幸，亦國家之幸也”。24日，潘漢年攜帶周恩來的信件和中共中央起草的《國共兩黨抗日救國協定草案》離開陝北，前往上海，繼續商談。
蔣介石錯誤地估計了中國共產黨的立場，以為共產黨已處於困難地位，急於同他們妥協。因而采取軍事壓迫和政治解決雙管齊下的辦法：一麵繼續調集軍隊“圍剿”紅軍，一麵仍由曾養甫出麵，再次邀請周恩來到香港或廣州談判。10月8日，中共中央表示，為了推動南京政府抗日，周恩來可以飛往廣州談判；但先決條件是國民黨不再做喪失領土主權的事，暫停進攻紅軍，立即準備抗戰。由於蔣介石對談判缺乏誠意，並大舉進攻蘇區，在這種情況下，兩黨高級人員的談判無法進行。中共中央決定周恩來暫不出去，由在上海的潘漢年作為代表，同國民黨作初步談判。21日，周恩來將此決定通知正在西安的張子華，要他電告曾養甫、陳立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