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主戰派占多數，所以仍決定“討伐”，並任命何應欽為“討逆軍”總司令，宣布“討伐”，定要“掃蕩叛逆，以靖凶氛”。總之，那些聞變大驚、六神無主、力主大動幹戈的人們，聲嘶力竭，大叫大嚷，大有必欲踏平西安，“生擒”張、楊，方解心頭之恨之勢。當時主戰最堅決、且言詞激烈、舉止反常者則是戴季陶。此人反共、反革命有理論（早在20年代中期，他就拋出所謂《孫文主義哲學基礎》等歪曲三民主義、攻擊共產主義的文章，由於它帶“理論色彩”，還被稱為戴季陶主義）有行動，論其反共曆史之悠久，並不比蔣介石遜色，如今看到自己的密友被扣西安，怎能不惱羞成怒，極力主張進攻呢！為了說服大家支持以武力威脅的辦法來營救蔣氏的決策，他在南京國民黨中央立即召開緊急會議上“痛切”陳詞，認為張學良是劫持統帥，為國法所不容，如不立刻明令‘討伐’，則國將不國，政府不成為政府了。他說：“明朝英宗為也先擒去，因後方鎮定有辦法，明英宗才能回來。要張、楊生命掌握在我們手上，蔣介石生命才能保。現蔣介石為張學良、楊虎城所劫持，那是很危險的。現在希望全黨全軍要鎮定，不要動搖，迅速派兵包圍西安，將張、楊生命掌握在我們手中才行。”因為他的那一番大道理又說得頭頭是道，誰也不敢反對。於是，在戴季陶、何應欽等的控製下，國民黨中央便通過了“討伐”的決議。何應欽擔任了“討逆軍”的總司令。
宋子文和宋美齡怕內戰發生影響英美在華利益，更怕的是因此而置蔣介石於死地，所以他們是反對“討伐”的。國民黨中央開會後，宋子文曾找戴，說戴不應提出那樣強硬的主張。戴答複說：“我同介石的關係，決不下於你們親戚。老實說，我的這一套也是為了救他，我不反對你們去同張學良做私人周旋，拯救蔣介石，同時，你們也不能反對我的意見，因為這是政治問題，不能不如此。”
宋美齡、孔祥熙、宋子文等人在西安事變期間的活動，在一定程度上對討伐派起了抑製作用，緩和了南京與西安的矛盾。尤其是宋美齡，更為積極、堅定，當南京16日下達討伐令後，她曾斷然表示：“如打時，即飛往西安，同介石同死。”她還奔走呼號，對求戰心切的南京軍校學生講演，要求軍校學生“於未明事實真相前，切勿遽加斷定”，要他們“遇事鎮定，勿尚感情”，強調“談判之途徑，自當勿令壅塞”。
那時的西安，由於南京“討逆軍”紛紛西進，步步進逼，西安以東兩軍對壘，劍拔弩張，戰爭大有一觸即發之勢。在市內，因有南京“討逆軍”
的飛機不時進行威脅性的飛行，仍然人心惶惶。當時，蔣介石的顧問端納已到西安，宋子文也準備前來談判。端納是西安事變後宋美齡為救蔣最早派出的使者。這個任務要說難也難，要說不難也不難。之所以說難，是因為那時南京主戰派正調兵西進，交通受阻，音訊中斷，在完全不明真相事先也毫無聯係的情況下，單身一人去西安，當然是要冒點風險的；之所以又說也不難，那主要是因為和平解決西安事變，隻要蔣介石答應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就放他回南京，是張、楊兩將軍和紅軍代表團的既定決策，所以隻要蔣氏有誠意，事變的和平解決是完全可以實現的。端納精明，12月14日下午4時許，當他乘一架飛機飛臨西安上空時，他沒有冒然降落，而是先繞城盤旋，作欲降落姿態，以避懷疑。最初人們是有點擔心的，主要是怕它丟炸彈。但看它飛得比較慢，又總是在機場上空兜圈子，像是想降落又不敢降落，所以沒有向它開槍開炮，而是嚴密地監視著。後來，飛機上終於拋下來一個擲信筒，說明他是受宋美齡委托來見少帥的，如少帥願意見他，請在飛機場燒一堆煙火。張學良同意見他，命令點煙火，使他終於走進古城西安。